杰特·桑达尔（Jette Sandahl）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和丹麦妇女博物馆的创始人及馆长。她曾任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主管、丹麦国家博物馆展览和公共项目负责人，最近还出任哥本哈根博物馆馆长。她参加过盖蒂博物馆管理协会，并在国家和国际博物馆领域被选出担任过许多职务。目前，她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委员会以及欧洲博物馆论坛的相关工作。她在广义的博物馆领域里出版、发表过许多作品。

  本文件包含了由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委员会（MDPP）按照其任务规定，就博物馆定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修订的问题向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建议和报告。2018年12月，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都同意接受这份报告，并通过了各项建议。

  1.国际博协应该启动一个重新阐释、修订、改写和重构当前博物馆定义的进程，并在2019年 9月召开的国际博协京都大会上对此加以讨论，做出决定。

  2.这一进程应在2019年初立刻启动，以确保有时间得到全体会员的广泛支持和全球参与。

  3.在2019年上半年，MDPP被要求发起并组织这项工作，并通过结构化对线.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执行委员会可能在2019年6月收到一些不同的提案，一份或多份提案会被带到2019年的大会上。

  博物馆定义应明确博物馆的目的和价值基础。在此价值基础上，博物馆在21世纪可以应对可持续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挑战及责任。

  博物馆定义应在（即使当前的术语可能会不完全一样）收藏、保护、记录、研究、展览的功能和传播藏品或其他文化遗产证据的各种方式上保持独特、明确和本质性的统一。

  博物馆定义应承认自然危机的紧迫性以及研发和实施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的迫切性。

  博物馆定义应秉持尊重和关心的态度，承认并接受全球各地博物馆工作所遵循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条件和传统。

  博物馆定义应承认、接受并关切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所遗留下来且持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平等、权力不平衡和贫富分化的问题。

  博物馆定义应表达博物馆在与其社区的协作和共同承诺，以及责任和权力关系中的专家角色的统一性。

  博物馆定义应表达对博物馆作为有意义的会议场所，以及开放的、多样化的学习和交流平台的承诺。

  博物馆定义应表明博物馆在期望获得并使用它们的物质、财务、社会及智力资源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保持的透明度。

  .博物馆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支柱建于1946年的国际博物馆协会是一个为博物馆和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而设立的国际性组织，由来自全球各大洲140个国家的40 000多名会员组成。国际博协为博物馆提供了一套共同的伦理框架，为专业讨论搭建了一个论坛，并提供了一个平台，便于对博物馆和文化机构中收藏的文化遗产及藏品进行研究和鉴赏。

  与博物馆是什么、做什么相关的通用性定义就是这一个全球性组织的支柱。最新的版本是2007年修订的：

  虽然这一定义是为了对构成博物馆的相关要素加以界定，但它同样也可被理解成一个理想模式，这与博物馆所做出的解释略有不同。而且国际博协的会员和会员机构也只能部分地或是在不同程度上符合所有标准或实现所有功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定义仅略微做过调整。2018年12月，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现在是时候给博物馆研究出一个对21世纪的博物馆以及未来的博物馆前景更有意义也更为合适的定义了。这个定义应该能反映在迅速变化的多元化社会里博物馆不同的条件和不同的实践方法，并支持博物馆发展和采用新的科学范式，来更充分地应对21世纪的难题。

  在国际博协与合作机构的关系中，博物馆定义是核心文件。一些国家的博物馆法规也将博物馆定义作为核心。因此，改变定义的所有审议工作都必须认真考虑、仔细权衡修订版的改进方案，以应对变化的复杂性。但是，也必须要考虑到不修订会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博物馆常被认为会受到约束，它们只为前几个世纪效力。

  2015~2016年，由大约25名国际博协会员组成的工作组展开了考察工作，之后在2017年，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一个新的常务委员会，即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委员会（MDPP）。关于定义是否应保持不变，还是仅做有限修改，或是从实质上做根本性的改变，工作组尚未达成明确共识。但是最初的讨论，辅以一份逐词逐句的分析调查，阐明了当前定义里的核心挑战。MDPP已经把这些分析，以及2003~2004年围绕新博物馆定义展开的广泛讨论都纳入了它的工作内容。

  MDPP的工作与国际博协之前做的这些有关博物馆定义的讨论是截然不同的。它正式地肩负起双重任务。在一个层面上，它要记录并分析普遍的社会趋势，以及这些趋势会怎么样影响博物馆，而博物馆又该如何预测它们，它们，并适应它们。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会在此背景下就当前定义修订工作的潜在需求向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提出建议。

  国际博协所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如同其它力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组织机构所面临的挑战一样，是在其战略和政策发展中对抗欧洲和西方国家在制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在其重要的战略过程中创建和确保真正的全球化的表现和参与形式。

  有关博物馆定义的讨论必然会涉及一系列关于博物馆前景以及在不同和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对博物馆前景的假设和规划。重要的讨论必须能基本反映出国际博协会员国的广度，不仅要充分反映出博物馆的共同点，还要反映出博物馆在条件和目的上的极大差异。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应该要有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个共同定义，这一想法可能不会像从专业角度所希望的那样理所当然。普遍性可拿来隐藏和混淆差异，譬如最近，在就博物馆定义召开的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委会（ICOFOM）研讨会上也强调，必须认真协商或争取任何对普遍主义的尝试。

  MDPP的中心是一个由各大洲代表组成的核心协作组，它为委员会设定方向，协调委员会工作，并围绕委员会设立一些专题工作组。工作组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采用的方法也略有不同，但所有工作组都应努力尝试进行全球参与。

  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负责指导主题为“改变认识论、世界观和博物馆类型学”的工作组。

  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负责指导主题为“文化民主和文化参与”的工作组。

  郭勒逊（Kenson Kwok）负责指导主题为“博物馆的伙伴关系、所有权及管理的新趋势”的工作组。

  乔治·阿邦古（George Abungu）负责指导主 题为“地理政治学、移民和去殖民化”的工作组。

  大卫·弗莱明（David Fleming）负责指导主题 为“全球发展的新趋势”的工作组。

  劳兰·博尼拉—梅查夫（Lauran Bonilla Merchav）负责有关社会和博物馆所面临的挑战的圆桌会议领域的工作。

  弗朗索瓦·梅来思（Francois Mairesse）为国际博协博物馆学专委会有关博物馆定义的讨论牵线搭桥。

  阿尔贝托·加兰迪尼（Alberto Garlandini）通过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参与工作。

  阿夫欣·阿勒泰利（Afşin Altayli）通过国际博协秘书处参与工作。

  在2017年6月和2018年6月，MDPP的核心小组在巴黎举行了会谈，尽管未能全部出席。所有工作组都没能获得面谈机会，只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来进行交流和工作。大约有50人参与了密切磋商。

  MDPP在2016年12月、2017年6月及2018年6月向执行委员会，2017年6月和2018年6月向咨询委员会以及一些国家和国际委员会提交了它的工作规划和时间表。通过由MDPP组织安排的圆桌会议，估计另外又有850名国际博协会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了委员会的讨论。ICOFOM举办的有关博物馆定义的会议吸引了近1000名而且是跨越不同大洲的与会者参加。国际博协的会员和各委员会显然对讨论新的社会趋势和挑战、博物馆前景以及博物馆定义饶有兴趣。

  MDPP慢慢的开始从外到内地讨论博物馆定义的主题。它试图回避已有模式，不太关注对当前定义里用词或段落的批评和修改，而是更注意将定义置于历史背景中思考，将定义去自然化、去殖民化，并在21世纪社会大趋势和普遍问题的大框架里主持有关博物馆及其前景的讨论。

  2018年12月，MDPP向国际博协执行委员会汇报并给出建议，让会员及时参与修订，或为2019年京都大会出台新定义做准备。

  无论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重新评价博物馆定义已被证明是一个重要时机，能重新审视这一领域的核心价值观、优先权和实际操作，并定夺它们是否、如何或是在多大程度上能紧密结合。

  .价值观和目的博物馆定义应该清楚明了、简单易懂，它不仅要传递博物馆的精神、本质和总体目的，还要传递它们在运营时所体现的价值观。

  一个定义显然无法把广阔而又复杂的博物馆领域的每个方面都准确陈述和列举出来。但是应当切记，定义里如果没有提及核心领域和核心主题，那么这些空白将会被现阶段和当权者的价值观所填补。发现并找出什么是当前定义里未被提及的，评估一下这种缄默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都是为修订所做的部分准备，以发现并解释深藏在选词中或选词背后的价值观。

  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是国际博协及其合作伙伴以及博物馆的组织工具，它必须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

  博物馆定义详细描述了博物馆的目的、责任和功能——博物馆“为什么”和博物馆“是什么”的问题——在对标准的描述中，《国际博协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又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帮助，据此，这些责任应该得到落实——博物馆“该如何”的问题。

  当前定义包含了不同层面和直接层面的目的：博物馆应“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应该履行其“为教育、研究和欣赏的目的”的特殊功能。

  在1974年作为重点添加的“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表述引发了争议。博物馆社区各部门认为博物馆的目的被政治化了，很不恰当，然而在当前阶段仍需对“社会”一词的缺乏针对性和近乎无知的单一性，以及“发展”一词令人生疑的模糊性进行严格评价。

  短语意欲表达的内容对当前博物馆的分析及政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的开放性还能显示出“博物馆”和“社会”这两个词语之间简单的同质性、协调性和稳定能力。然而，社会总是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化，充满矛盾，充满竞争，博物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和运营，这就需要用动态的术语来进行探究，以便了解矛盾对立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国际博协的博物馆定义和职业道德规范没有为博物馆理解或界定它们在与其关系紧密的团体或全世界的关系中所处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地位提供足够的支持，这就使博物馆个体只能在博物馆之外的领域寻求指导，例如其他全球性组织和《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把博物馆牢牢嵌入一套清晰的道德责任的价值观体系。

  通过国际博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还有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角色的建议书》这样的文件，国际博协被纳入正义、自由与和平，团结、社会整合与凝聚力，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实际上，也就反映出了当前的关注事项和重点问题。

  但是，在当前和未来的背景下，国际博协想在它自己的博物馆定义里维持这种道德真空或空白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几十年来，国际博协已经担负起宣传博物馆藏品、历史纪念碑，甚至是文化景观的责任，因而它似乎需要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宣传框架，或者需要与人类、人权及社会正义，以及与作为生命之源却日益受到威胁的自然相关的积极立场。

  此外，定义里没有提及博物馆对其所服务的社会和社区所应承担的任何责任，也没有提及在博物馆的战略和政策，博物馆研究、收藏、保存和展览的核心功能里反映社会需求的手段方法。

  博物馆不是一个完全独立、拥有主权、不受约束的机构，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并深深植根于其中。这一些因素包括经济和政治意图，国家建设和国家身份的塑造，区域活化和城市复兴、重建、更新——当然，目前是把重点放在旅游业市场上。这就需要用比“非营利性”这个简单术语更有责任感和透明度的措辞，来阐明博物馆怎么样应对它们的目的，明确并坚持它们的原则，获得并利用可供它们使用的物质、金融、社会和智力资源。

  在MDPP的圆桌会议上，当被问及博物馆能向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时，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所做的回答虽然包含了当前博物馆定义里的目的和功能，却远不止于此。他们对博物馆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潜力做出了坚定不移和充满激情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把人们有目的地召集起来，交流思想，建立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培养对差异的同理心、理解力和敏感度，促进反思和批判性思维，并创建一个和谐的空间；提高生活品质，提高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