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到科学中心，近代科学博物馆事业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程。科学博物馆类型的增加、名称的变更，反映了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需要，反映了科学博物馆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交互运作模式。

  作为知识传播的场所，科学博物馆经历了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转变。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体现的是博物馆把关注重心由“物”（藏品）向“人”（观众）转移的理念，而这一理念转移的背景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改变，科学界和工业界都要求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公众开始成为塑造科学形象的积极“行动者”。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科学技术创新与科技传播已成为支撑和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体两翼。科学知识传播在当代肩负使科学社会化，让普通人用其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生活品质；帮助公众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塑造创新文化，培养创新精神，获得创新灵感，以致成为创新人才教育培训、创新人员交流互动、创新要素聚集的重要平台等重任。在这过程中，科学博物馆恰恰是科学与公众“相遇”的典型非正式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传播普及任务，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

  科学博物馆作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和“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格外的重视；科学博物馆作为面向公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设施和公众近距离接触科学知识、科学的历史、科学发生的场景、过程、方法、装置等的最重要场地，是感受和参与创新活动的知识空间，在当代的作用和价值正转变和提升。

  一般来说，科学博物馆（ScienceMuseum）起始于博物馆的传统，是博物馆中的一类。随着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英国博物馆协会（TheMuseumsAssociation）等机构对博物馆定义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自然保护区、科学中心和天文馆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常设展藏厅逐渐被纳入博物馆范畴。美国科技中心协会（ASTC）将水族馆、天文馆、动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儿童博物馆都纳入统计之列，出现了科学技术博物馆与科学中心（ScienceandTechnologyMuseumsandCenters，SMC）的广义概念。

  我国将科学博物馆统称为科普场馆，将之分为三大类，一类称为“科技馆”，包括以科技馆、科学中心、科学宫等命名的以展示教育为主，传播、普及科学的科普场馆；一类称为科学技术博物馆，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天文馆、水族馆、标本馆及设有自然科学部的综合博物馆等；还有一类是青少年科技馆（站）。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科学博物馆（ScienceMuseum）这个词组，它包括历史上先后出现而后并存发展的三种科学场馆类型，即自然博物馆（NaturalHistoryMuseum）、科学（技术）工业博物馆（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ialMuseum）和科学（技术）中心（Science/TechnologyCenter）。

  科技类博物馆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建造在宙斯山上的神庙（mouseion），用来保存自然的或人工的珍宝和战利品以祭献神灵。而后而以大量私人收藏、博古架的形式兴起。17世纪之交，以前只为王公贵族和博学之士服务的收藏开始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1683年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诞生。如果说“前博物馆”阶段自然或手工艺品的收藏最大的目的是创造惊奇、引发思考；早期自然博物馆建立在文艺复兴之后对知识、真理、自由的追求和崇尚之上；那么科技工业博物馆的动力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世界博览会对人类智慧的颂扬，阐释机器的使用如何使人的力量得以延伸和加强，并为人类生活带来福音；而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以互动展品为主，注重科学交流与科学教育的科学中心则是随着科学的职业化、社会化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双刃剑作用一天比一天突出的深层次背景变化而出现。

  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背景下构建的科技馆在以上各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体现出演化发展的过程，但又不是后者替代前者，转型过程中存在争议与磋商，往往在现实中几种科技馆类型并存，甚至同一个科技馆兼具不一样科技馆的元素。

  科学博物馆的知识传播功能不是一蹴而就，早期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领域”，其“公共”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限制，而真正的向公共开放得益于法国的主张自由、民主，宣扬理性、祛除愚昧，其自然博物馆成为理性解放的先驱。到了世博会发展而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阶段，博物馆空间组织形式不单单是围绕“物品”的，而是开始围绕“公众”进行，博物馆吸收世博会推销科学技术物品的模式，注重物品与观众的亲近性，允许公众近距离观看、触摸甚至把玩物品。到了科学中心模式慢慢的出现之时，博物馆教育和休闲娱乐作为其重要职能出现。至此科学博物馆成为开放空间，公众的参与使得其社会空间的属性凸显。博物馆的设计重点逐渐从为了王室、贵族或学者的私人愉悦而组织封闭的展览空间转向作为公众教益工具的公共空间。

  19世纪的科学以探索宇宙的奥秘，以追求“对任何思想主体、民族、时代或文化都完全相同的宇宙之理”为信念，确立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想。这种世界观预设知识是客观的，真理是一种精确的表征，科学工业博物馆便建立在这样一种科学观的基础之上确立起“科技纪念馆”的庄严神圣面目，像是科技文化珍品可敬的保管人。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被认为是高雅的、纯正的文化体验。教师们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常常提出保持安静、不要喧闹、不要乱碰的要求。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往往是被期待要怀着对科学崇拜、敬畏之情。到了20世纪初，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成就。量子力学、相对论的提出，原子能的发现使得科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反映出来。与此同时，科学的高度职业化与建制化使得科学和科学家有必要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发声，为自身寻求社会支持。

  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和矛盾百出，科学的客观性、优越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而公众被认为不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外行知识受到重视。科学与民主交织在一起，公众越来越强调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知情权、对科学政务的参与权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珍藏自然标本、重要技术的科技博物馆地位岌岌可危，政府也对完全或大部分依赖财政投入的传统科技博物馆感到再无心投入，希望将它们抛向市场。与这种科学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趋势相对应，作为科学与社会交会场所的科学博物馆界也在寻找自我变革的途径。20世纪初科学博物馆开始从研究、知识生产转向更侧重于教育、知识传播功能，注重互动展教的科学技术中心开始萌芽。如果以往依靠模型和机器的展示型科学博物馆可概括为“非上手”（hands-off）。观众被鼓励去看、思考、听，偶尔或闻，但不鼓励去触碰展品。那么互动型展品则鼓励观众更直接的主动探索展品。德意志博物馆的创建者奥斯卡·冯·米勒首先有了建立互动型的科学博物馆的自觉。这种新型类型的科学博物馆，尊重观众的体验和主动参与，由以展品藏品为中心走向以观众为中心。

  英国哈里法克斯的尤里卡国家儿童博物馆的创办者之一谢菲尔德大学蒂姆·考尔顿教授在《动手型展览——管理互动博物馆与科学中心》一书中专门阐释了“动手型”展览的由来、理念和具体的管理经营之道，他认为“动手”（hands-on）和“互动”（interactive）。这两个词意思相近，有时可以互换使用。

  “动手”是指观众可以身体上接触展品，不管是简单地按按钮、敲键盘还是稍微复杂些的参与方式都算作其中。但“互动”还可能包含潜在的深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按个按钮这一类地上手展品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互动。即使它是有反馈的，但它仅仅是简单的按照预先设定的结果来反馈。当我们正常使用“动手”一词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上手活动包括互动且会带来增值性的教育价值，也就是说，“动手”引导“动脑”（minds-on）。本文也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动手”和“互动”两个词。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中心作为动手参与的非正式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在实践中生发出来。正如丹尼诺夫所言，科学技术中心通常被设计成“观众动手操作”型的博物馆。它们大量地依靠机械、电子、声相和其他展览技术传递信息。一般都会采用电钮、旋转手柄，升降杠杆和其他的互动方式吸引观众，如不使用实体收藏，“参与”就停留感情上或智力层面上。科学中心一经产生便迅速获得大量的观众，甚至因为科学中心的出现，“博物馆”这个词的定义被修改。1973年美国科学中心协会成立，协会的细则阐明，创建科学技术中心协会是为“博物馆”服务。1975年美国博物馆协会修改了博物馆定义，吸收科学技术中心作为博物馆。

  如果说互动展品和科学中心是应传统科技博物馆受到的挑战而出现，如：（1）展品更新困难，大型重型展品移动不便，展区布置的连贯性差；（2）展品黏性差，观众回头客少；（3）展示方式死板不受欢迎；（4）营造的科学体验氛围过于肃穆无参与感；（5）传递的科学观单一过时等。那么科学中心的互动展教也不是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且它本身也产生新问题。

  科学中心一开始也遭受博物馆的。例如，曾任布鲁克林博物馆馆长的卡梅伦就曾批评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说它已成为科学展览与公司主办的工业和技术展览混合的一种混乱局面。特拉华大学教授乔治·巴萨拉也曾严厉地批判科学中心展示出的技术进步主义。尽管科学中心在发展并不断地改变，这样一种批判的态度在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老牌欧洲国家表现明显。

  笔者在访谈维也纳技术博物馆、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专家时，他们就明确说：我们接纳科学中心的某些展陈方式，但是科学博物馆绝不会发展成科学中心那样，没有收藏的科学博物馆是没有根基的。彭尼西亚大学博士，现任迈阿密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斯蒂芬·康恩甚至写了一本专门探讨博物馆的新动向问题的著作，名为《博物馆依然需要藏品吗？》。康恩讨论实物藏品在博物馆中扮演的角色在20世纪发生的变化，提出一个更有趣的观点，即随建筑艺术对博物馆建筑本身的渗透（如古根海姆），以及建筑在当代城市中逐渐重要的作用，博物馆整体成了一个藏品（object）。

  蓬勃发展的科学博物馆事业背后不无隐忧。作为公共事业单位的科学博物馆财政来源主要靠政府支持，而经济停滞不前的欧洲各国政府可能削减对博物馆的资助，一些科学中心因没有藏品，在属性认定上政府不愿将之归为博物馆，因而更难拿到资助。而在美国，没有藏品、着力于互动展示的科学中心占科技类博物馆的主流，美国的社会支持、基金资助系统相对完善，但科学中心并“不至于使华尔街为之沸腾”，社会资助并不一定稳定和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不得不面对更加挑剔的观众。同时，商业性主题公园到零售商店乃至家庭娱乐设施的兴起都在分散着博物馆的人流，博物馆不得不投入到与其他娱乐产业项目争抢观众资源的竞争洪流中。不得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竭力让观众更多地接触真正的藏品，真实的现象，从而吸引更加多的观众，并且注重动手参与方式的革新。

  蒂姆·考尔顿（TimCaulton）考察了如何策划和有效的管理展品，从而通过互动的途径达到教育的目的。他总结说互动型博物馆与科学中心能获得长足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展品的设计、评估、运营、市场、经济与人力资源等方方面面的管理控制，这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为博物馆的互动展览实践提供了一本切实可行的指南。

  总的来说，科学博物馆里科学知识与公众相遇的方式发生了从观看收藏、接受教育到部分互动参与再到“玩转”的转变；科技馆的意义从“纪念碑”似的收藏膜拜场所向活动交流空间转变；科学博物馆的展示方式从“单向知识传输”到“融入社会生活”，注重于公众的互动。

  经过前三个阶段的发展，科学博物馆的许多传统功能在隐退，而新的契合时代发展的功能被挖掘出来，有可能孕育着第四个阶段的新探索，即在向创新要素集聚地进发。正如伯纳德·希尔在新近出版的《科学技术的公众传播手册》一书里提出的第四个阶段的趋势，即公众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相渗透关系更加紧密，所以像转基因、核能这样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也会在科技传播场馆的展览中涉及。科技传播场馆已成为一个互动和交流的空间场所，而未来科学博物馆的建设将有四个方面的趋势。

  （1）各个阶段类型的科学博物馆并存，差异化发展。科学博物馆是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相结合的知识空间，各个阶段博物馆的知识生产类型和知识传播方式应并存，差异化发展。我国更应重注补齐综合性科学工业博物馆的缺失这一遗憾。科学博物馆是知识生产空间，除了生产博物学、历史等知识，现代科学博物馆更应该生产社会化、场景化的科学知识。社会化的科学知识是指“后学院科学”与“生活科学”知识，而科学博物馆里科学的场景由科学技术展品，展品空间结构、展示环境氛围，观众三部分构成，也即有关公共领域、公众的知识，空间建构知识等。科学博物馆的科学传播则是理所当然应强化的功能，尤其应跟STEA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相结合、并融合创客教育。

  （2）各个互动型博物馆与科学中心要重新定义它们的战略目标和客户群，采用高标准的管理措施。在确保理念先进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完善的观众群体评估、展品开发、制作和维修、评估的标准化流程。根据蒂姆·考尔顿对动手型博物馆与科学中心产品生命周期的分析，互动型科学博物馆在开馆四年之后很难再维持较高的观众量水平，尤其是如果不再继续投资于核心展品的话。科学博物馆需持续投资和更新展览，才可能保证中心发展和走向成熟，才能在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3）深刻理解科学嵌入社会的公共领域及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观众的博物馆学习体验有赖于个人的、社会的和物理情境影响下通过与展品的互动来建构知识，要打破“客观知识”的预设，使得观众通过与展品互动来探索世界，发现世界，从而建构自身的知识，也构成博物馆知识再生产的主体之一。

  （4）积极探索新的发展的新趋势与方向。密切跟踪世界知名科学博物馆的发展的新趋势，展开深度交流和合作，如引入当今颇具争议性的科学议题，以使公众可以有场合和场地来交换意见，一同探讨，形成自己的认识，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世界中来，保障公民科技知情权、参与科技事务。

  （作者：高秋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动手型展览—管理互动博物馆与科学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一书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