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新看了一遍《甲午风云》，而后在视频网站看到了一个2012年的新电影，叫《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这部“新甲午”外表光鲜，有了很多虚张声势的场景，但实在肤浅。电影安排了一个角色，是刘步蟾的表妹，这个小表妹喜欢邓世昌，在1894年给邓世昌带来了《天演论》，告诉邓世昌，这是你的老同学严复翻译的书。到中日舰队黄海决战之前，还有一场戏，是邓世昌拿出《天演论》，念道：“世间万物，优胜者生存，国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必将被人类历史所淘汰。”

  马勇老师编辑过《严复全集》，第一卷收集了六个版本的《天演论》，马勇说他一直想编一个汇校本，把《天演论》二三十个版本收齐。严复译《天演论》，曾经把手稿寄给吴汝纶和梁启超，他的手稿曾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所以邓世昌在1894年夏天看到《天演论》没什么问题。对电影创作来说，这一些细节并不重要。可怕的是那种虚张声势并认定观众会喜欢那种虚张声势。作为对比，可以看一下《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琵琶那一段戏是多么典雅沉稳。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去了一趟天津。先去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大沽口从明代开始设防，咸丰年间，建起五座炮台。第二次战争期间，大沽口发生过三次战斗，两任直隶总督在战斗中殉国。1860年8月，英法联军占领大沽口炮台，而后侵入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此后，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大沽口炮台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安装了先进的火炮，架设了电报线年，八国联军打下大沽口炮台，侵入天津、北京。后来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有一条，就是拆毁大沽口炮台。博物馆中陈列着几门近年出土的大炮，为大清官兵所立的塑像也取和铁炮相同的金属色泽。在博物馆的图片展陈中，我看到了“高升号”上的官兵和“致远号”上的官兵。由大沽口炮台，乘车40公里到了小站，出租司机告诉我，小站练兵园是2000年前后建成的，“是袁世凯的孙子修的”。我敢打赌，这个练兵园跟袁家后人没有一点儿关系。练兵园看上去像是一个影视基地，建了一圈城墙，城中高台上立着一座讲武堂，城墙内部就是展览馆，没窗户，通风也差，展陈从第一次战争讲起，列出中英两军武器装备对比，然后再讲到第二次战争。1870年，淮军将领周盛传在这片滨海荒地上开始建立驿站和兵站，京津两地闻名的“小站稻”就是那时从南方引进的水稻品种。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式陆军，袁世凯从小站去天津，要坐马车，用半天的时间走完70里路。如今的小站镇上还有一些地名能看出此地原来是军营：前营、后营、南服营等等。

  黑漆漆的展馆中，没几个游客，猛然撞上几尊塑像，间隔两米站立着，一个个看过去，分别是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奕䜣、李鸿章，而后发现五尊立像对面还有一尊坐像，是龙椅上的光绪帝，我站立其中，也有点儿“天公不语对枯棋”的意味。赶紧走到光亮处，两面墙壁上挂着出身小站的四位民国总统，九位北洋政府总理和二三十位督军。匆匆转了一圈之后，离开小站去天津，在天演广场看到了严复塑像，严复留学回国后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在天津前前后后住了30年。他住在大狮子胡同时翻译了《天演论》，现在这一片是美食街和古文化街，游人如织，严复塑像周围有至少三家相声会馆，四处飘着臭豆腐的香气。

  北洋水师学堂是1881年8月建成的，光绪十年刊行的《津门杂记》中说：“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北洋水师学堂的遗址处，现位于陆军交通运输学院的校园内，学院中设有“北洋水师学堂及严复纪念馆”，我跟学院团职宣传干事联系多次，也未获准参观。据说，校园里有严复塑像，还有八个大字标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北京马连道茶叶城中也有一座“严复纪念馆”，据说是严复后人开的。我也没去茶叶城中看严复。天津之行，让我再次意识到，真实的生活跟历史没什么关系，跟思想观念更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停留在书本上吧，书本上的严复住在天津，去大沽口接收新近买来的军舰，同时知道海军如花枝，大清的根基不稳，花枝没什么用。

  在英国记者辛博森看来，甲午战败吹响了大清毁灭的号角。“正是在1894年，满洲人写下了那篇在1912年才正式公开宣布的退位诏书的第一个句子，他们开始给自己套上了财政的枷锁。”为了支付战争赔款，清政府借外债，这笔贷款是以关税收入作担保的。辛博森说，将财政收入抵押给外国人，是对国家支配权的约束，实际上相当于对国家主权的部分取消。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清王朝终于在公开的绝望中，将反抗的怒火疯狂地引向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引向了那些掌握他们的真正主权命脉的人”。清王朝在经济上破产了，庚子赔款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再来看看严复是怎么说的，《法意》中有这样一段案语：“甲午败而东偿于倭，庚子乱而西偿于欧，为数十余万万，为时三四十年，辇亿兆之膏脂，所以仰事父母、长养子孙者，致之海外，问所由然，则专制政府之偾事也。敲骨吸髓，所余几何，乃今而犹言加赋，忍乎！”严复认为，榨取民脂民膏，支付战争赔款，对老百姓无责任的政府要对西方列强负责，西方列强就成了“更上之君权”，他在《政治讲义》中有这样一段话：“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惟所欲为，即至辱国累民，赔款割地，其高高在上，安享富贵自若。即有责任，亦对于更上之君权，或对于其国之邻敌。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之乱，只间隔了五年，这五年间有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想要改变大清国的命运。读历史，有时会有时空压缩的感觉，比如我前面引用的严复，是他不同生命阶段写下的文字，他肯定有自己思想发展的脉略，但我的引用把他压缩了。由甲午到戊戌到庚子，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年谱来看严复每一年每个月都干了些什么，但也很难捕捉这五年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感受。8月的一个周末，我坐火车去了一趟保定，我在火车上继续看辛博森的书，辛博森讲述了晚清的时空感，“星移斗转，悄然消失的每一年，都在不断强化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的社会环境，已经使得北京与真正的权力中心渐行渐远。除天津以外的所有经济中心，全部位于800英里到1500英里之外。正是在这些经济中心，慢慢地发展出革命思想”。

  到保定，我先去了直隶总督署。进大门，仪门上有牌匾，写着“威抚畿疆”，过了仪门，就是一个戒石坊，牌坊上有块匾，写着三个大字，“公生明”。二堂里有一块匾能解释“威抚”和“公生明”是啥意思，匾上写的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衙门里到处能看见“教民”“养民”“爱民”“安民阜物”这样的字眼儿，不由得我又要引用一段严复了——“大抵中国最难除之弊，即在民之父母、爱民如子等话。斯惟其爱民如子，故事使尊卑势成，有官说而无民说。有官说无民说者，必不准其用抱告与听审也。无抱告听审，而民命遂悬于不可知。”抱告是清代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学者一般将其视为诉讼代理制度。我猜想严复这段话的意思是，爱民如子不如行政诉讼法好使。

  直隶总督署的展览中，有一个浮雕群像，最前排是光绪朝的几位总督——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裕禄、袁世凯。他们担任直隶总督时，大多在天津办公。李鸿章自1870年上任到1895年甲午战败，当了二十五年的直隶总督，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总督衙门，开启了两地办公，处理内政在保定，处理洋务在天津，春夏秋，洋船来得多，就在天津，冬天就回保定。李鸿章曾是严复的顶头上司，据说他曾敲打严复，要想在官场上混，最好把烟戒掉。王文韶在1895年8月接任直隶总督。

  1898戊戌年春节，王文韶日记中一片祥和：“晴。辰初诣万寿亭行庆贺礼。”“初二日，俄美德荷各领事来拜年。专差拜发正摺两件，皇太后赏福寿字谢恩摺，又皇上谢恩摺。”王文韶的日记在这一年5月19日后中断，他上报了天津海关的税收，见了客人。此后一年多的日记不见了。1898年6月，戊戌变法到了关键时刻，光绪和慈禧之间的决斗将要来到，6月15日，慈禧将王文韶调入军机处，由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9月20日，荣禄回京参与政变，9月28日卸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历史作家谭木声跟我说，直隶总督握有兵权，相当于军区司令。慈禧任命荣禄在这三个月内担任直隶总督，就是要让这位心腹提供武力支持。两年后，慈禧要立皇储，废光绪，这成为庚子之乱的导火索之一，正是在上海，传出了抗议立储的电报，“东南互保”的各位封疆大吏也把联络处设在上海盛宣怀的宅子里。至于广东，早就有了康梁和孙文。大清国的离心力渐渐加强，到庚子之乱，太后西奔，皇家的权威消失殆尽，人们看到了终结帝制的可能。

  1898年6月，《天演论》由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正式出版发行，严复在京津缙绅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1898年8月29日，光绪帝命荣禄转告严复，准备进京觐见。9月8日，严复乘火车入京。9月14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严复，两人谈了40分钟。光绪帝问了严复关于办理海军、开办学堂等事，也问到严复的《拟上皇帝书》都写了什么，严复回答，臣希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光绪追问，你的《拟上皇帝书》到底要说变什么法。严复回答说，大意是请皇上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心。皮后锋的《严复大传》说，严复去北京，随身带着他的《拟上皇帝书》，但不知何故，严复没有将《拟上皇帝书》上呈光绪帝。严复觐见后出宫时，遇到了老上级王文韶，王文韶嘱咐严复，不要在北京逗留。老臣预感到气氛不对。

  严复没听王文韶的线日慈禧发动政变后，才离开北京。他停留在北京期间，住在象坊桥的通艺学堂。通艺学堂是刑部主事张元济创办，严复9月18日在通艺学堂演讲，题目是“西学门径”，有大约40人听讲，除了学生外，还有几位好学的京官。象坊桥，大概位置是宣武门内大街西侧，新华社附近，原是给皇上养大象的地方。民国建立后，国会办公地在象坊桥，《顺天时报》1923年4月有报道称，象坊桥要改名叫“国会街”。随后《顺天时报》又登了一篇文章说，象坊桥易名为国会街，还不如改叫猪仔街或猪坊桥，因为从那里经过，“触于鼻者只有弗弗而来之臭气，闻其声只有豕突之声；听其日日所讲行情，如在猪市”。报纸文章将国会说成是猪栏，也算是享有了。现在，国会大楼的遗址还保留着。但通艺学堂在哪儿却不知道了。张元济在戊戌政变之后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他后来投资商务印书馆，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老板。

  1899年，严复跟张元济通信，主张译述西学以救国。“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世，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6月17日，严复会晤直隶总督裕禄，提出要在天津办一个译书局，裕禄闻听每个月经费要七八百银子，说实在困难。6月18日，严复给张元济写信说：“时事靡靡无足谈者，瓜分之局已成，鱼烂之灾终至，我等俯首听天而已。”

  1900年庚子年春节，中断了一年半的王文韶日记继续，依旧是一片祥和：“卯二刻入对，见面叩贺新禧，穿蟒袍补褂染貂冠。皇太后赏红缎平金荷包一，内盛金银八宝等十二件，皇上赏用宝福字，又手赐黄缎平金荷包一，内盛金银八宝等十八件，均随领随谢。”此前一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已是星星点点，庚子年终于酿成大乱。这一年，义和拳由山东闹到了直隶，裕禄先是奉命剿灭，后来又跟着朝廷的政策摇摆，将义和拳诸位师兄请进天津的直隶总督署设坛。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裕禄战败，在杨村自杀。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逼。查孙应祥先生编的《严复年谱》，八国联军在6月26日尽毁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学生星散”。7月12日，严复带着一大家子人离开天津，他到上海闸北长康里租了房子，自此脱离服务20年的海军学堂。他在上海参加了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国会”，其宗旨是，保全中国领土，平定内乱，增进文明。

  我在保定的直隶总督署中看到了清代一品大员的全身穿戴，才知道王文韶所说的蟒袍和补褂是啥样子，直隶总督署里有不少小店卖文创产品，其中有一个产品是用红顶官帽做的烟灰缸，远看是一品大员，打开，里面可以放烟灰烟。谭木声告诉我，1900年11月6日，八国联军在保定处死了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和他的两个副手。谭木声著有《太后西奔》，对庚子之乱有详细记述。裕禄自杀，廷雍代理直隶总督职，八国联军攻入保定，廷雍设宴款待。11月6日，联军在直隶总督署，按照大清审案的方式会审廷雍，英国军官坐在中间，其余各国军官坐在一旁，廷雍跪在直隶总督署大堂上，英国军官问廷雍为什么纵容义和拳匪杀教士，廷雍说，这是朝廷的命令，雍不敢违，非雍本意。法军统帅怒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有诏令各省保护教堂，你不唯不保护，又抓我们的教士杀了，这也是朝廷的旨意？法军统帅问左右，不尊朝廷旨意，按照大清律法，该当何罪？左右说，当斩。于是廷雍被拖出去斩首示众。直隶总督在直隶总督署受审被杀。

  从直隶总督署出来，走200米，就能看见保定圣保禄教堂，门口介绍，该教堂建于1898年，由法国传教士所建。我进了教堂，有一值班人员迎上前来，我问他，这个教堂建于1898年，那在1900年是否受到义和团的冲击？值班者胡乱回答一番，然后对我说，人的原罪无法消除，人的嫉妒和猜疑就是原罪，你要参加慕道班，受洗成为教徒才能赎罪，才能进天堂。

  从保定天主堂出来，过了马路就是古莲花池。这一个地区我早就知道，我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中文系有启功教授，所以同学们都喜欢聊聊书法。我有一位同学，他的高祖是张裕钊，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主持过保定莲池书院，写得一笔好字。张裕钊有一个日本学生叫宫岛大八，他在莲池书院读书的时候画过一张莲花池的风景，我在《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形成》一书中看到过这张画。齐白石也画过一张莲池书院，齐白石那张画1995年嘉德秋拍成交价200万元，2016年是5290万元。进了莲池书院，景色和画中相仿。很快我就找到了张裕钊写的一副对联。古莲花池的建筑上有不少题匾和楹联，但我没看到吴汝纶的字迹。张裕钊之后，莲池书院的山长是吴汝纶。

  吴汝纶是生于桐城的古文大家，早年曾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效力，对创办洋务并不陌生，但对世界大势却没多少见识。1877年，他在《送曾袭侯入觐序》中说，“圣清有天下，声教桄被”，说外国“其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其饮食、衣服、语言，与中国绝殊，中国之人不习也。其于中国圣人所谓父子、君臣、夫妇之礼，道德之说，诗书之文，渺然不知其所谓，若爰居之于九奏也。”爰居是海鸟，九奏是礼乐，外国人不懂中华的学问，就像鸟不懂音乐一样。到1884年，吴汝纶的想法略有改变，“法不可尽变。凡国必有以立。吾，儒也，彼外国者，工若商也。儒虽贫，不可使为工商。为之而工商不成，而儒已前败，失其所以立矣。”到甲午海战之后，吴汝纶的文化自信有所动摇，“今外国之强大者，专以富智为事，吾日率穷且愚之民以与富智者角，其势之不敌，不烦言而决矣。而所以富智民者，其道必资乎外国之新学。”吴汝纶后来去日本考察教育，还让儿子去日本留学，他写信叮嘱儿子，在日本要多吃牛肉，像西方人那样，吃牛肉才健康。

  2024年5月嘉德春拍，有吴汝纶跟严复讨论《天演论》的书信，共6通12页，成交价是57万元。还有严复的两张行书，成交价是94300元。在这一组书信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吴汝纶对严复的夸奖，“鄙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矣。似闻津中议论，不能更为异同，乃别出一说，以致其媢妒之私，曰严君之为人，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也。仆尝挫而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长，而不能当大事者乎”。严复出名后，有人说他“能坐言而不能起行”，可知识分子不就是坐那儿写文章嘛。

  1880年，严复从英国回来的第二年，拜吴汝纶为师。他虽学了洋人的学问，但还想参加科举考试。我在莲池书院中看到了当年的课程设置，有讲“四书五经”的，有讲科举考试各种文体写作的，八股、试帖诗、策、表、经义、论、判，有讲史籍的，有讲《圣谕广训》和《大清律例》的。吴汝纶是莲池书院的校长，应该给严复开过小灶。1885年6月，严复在天津结识了福建同乡郑孝胥，二人经常在天瑞轩、义和成等饭庄吃饭，1885年7月19日，严复回福州参加科举考试，郑孝胥把他送到运河边。到1893年，严复共参加四次乡试，均落第，没有举人出身。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天演论》出版发行。1899年，严复给鼓吹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下了16个字的判语：“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在严复看来，年轻的光绪帝肯定能把慈禧太后耗死，等慈禧死了，维新就没有阻力了。这一年严复在天津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庚子之乱，严复逃离天津，《论自由》译稿遗失，后来一位洋人得到了严复的译稿，寄还给了严复。1903年，《论自由》出版，改名为《群己权界论》。从戊戌到庚子的纷乱动荡中，严复的这本译作在谈论一个离经叛道的话题：自由。

  苗炜，作家，前《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新知》杂志主编。中读音频课《文学体验30讲》《文学的30次夜游》《文学的30种滋味》主讲人，播客《苗师傅·天真与经验》主理人。已出版《让我去那花花世界》《黑夜飞行》《寡人有疾》《面包会有的》《星期天早上的远足》《给大壮的信》等。

  一蓑煙雨任平生划线年，严复从英国回来的第二年，拜吴汝纶为师。他虽学了洋人的学问，但还想参加科举考试

  sluggish boy划线年戊戌变法期间，《天演论》出版发行。1899年，严复给鼓吹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下了16个字的判语：“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在严复看来，年轻的光绪帝肯定能把慈禧太后耗死，等慈禧死了，维新就没有阻力了。这一年严复在天津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庚子之乱，严复逃离天津，《论自由》译稿遗失，后来一位洋人得到了严复的译稿，寄还给了严复。1903年，《论自由》出版，改名为《群己权界论》。从戊戌到庚子的纷乱动荡中，严复的这本译作在谈论一个离经叛道的话题：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