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时间里，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鲜艳的红旗插满了神州大地。在一场场硝烟炮火的战争背后，也有许多弃暗投明的士官，是他们保住了许多城市免遭战火，在这其中，自然也有深明大义的傅作义将军。
这位在抗日战争期间打出著名的“五原大捷”的高级将领，曾经是蒋介石的爱将之一，获得过民国史上极高荣誉的“勋章”；在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更是在华北战场上打出过多场胜利，是的一位“劲敌”；在他手握重兵困守北平时，也是在女儿及手下的轮番劝说下，傅作义终于接受和谈，也让北平这座历史悠远长久的古城和平解放，大部分文物建筑由此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
而这位与对敌无数次的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旧活跃在中央的岗位上，甚至在去世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悼会，致悼词。这样高规格的待遇，也许在侧面印证了中央对这位“曾经的对手”的尊重与看重。
宣统三年（1911年），一腔热血的傅作义在辛亥革命中自请担任起义军学生排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已经加入的傅作义积极投身抗战，以他天才的军事判断能力，多次远距离突袭日寇，创下了百灵庙大捷、五原大捷等赫赫功勋。
由于抗日战争中屡立奇功，在日本投降后，傅作义升任第12战区总司令。很快，解放战争打响，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傅作义大举进攻的解放区，并且用分区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维护各战略要点，保卫平津地区，开始了他帮助蒋介石“为虎作伥”的日子。
由于傅作义卓越的军事才能，让他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了的一员“常胜将军”。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绥远战役开始，一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平津战役前夕，傅作义率领的军队几乎“屡战屡胜”，胜率高达将近百分之八十，是非常头疼的一员“劲敌”。
这样的胜率和傅作义自信的态度一直持续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于节节败退，傅作义被迫在平津一地构建防线，部署了五十余万兵力和对峙。
同一年的11月，东北野战军入关，傅作义急调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未曾想刚一进张家口，便被当地的包围在新保安，将傅作义的西撤道路完全切断，傅作义被迫困守北平。
对于北平这座历史古城，和中央十分重视，比起强攻，中央更希望可以和平解放北平，保留住其中珍贵的历史古建。因此，中央的一号方案就是规劝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城。
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涞水战役中傅作义心腹部队35军几乎被全歼，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仅花一日便解放天津、俘获当时的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这让傅作义对于的兵力有了新的认知，也让傅作义意识到在北平的这一支军队彻底成为了“孤军”；同时，35军军长、也是傅作义好友鲁英麟引咎自戕，也给了傅作义极大的心理打击，这也令傅作义开始自我怀疑，产生了消极的厌战情绪。
这一情绪被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大女儿、员傅冬菊敏锐地察觉到了，并且通过当时北平内部的地下党员及时地传递给了党中央。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央一方面继续包围平津地区，在军事上给傅作义持续不断的增加压力；一方面派出多名进步人士如彭泽湘、刘厚同等人进入北平城，和傅冬菊一起在思想上规劝傅作义投降，力求能够和平解放北平城。
在的不懈努力以及各方面的争取之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罢战求和”，接受改编。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派出挚友邓宝珊与中央进行谈判。
16日，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21日，傅作义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召集北平城内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所有高级将领开会，在会议上，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的所有将接受的和平改编，并对内颁布了《关于守城部队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傅作义如约打开城门，北平城内二十余万军全部退出北平城，听候改编。1月31日，正式举办入城仪式，北平和平解放。
在解放了北平后，深明大义的傅作义又在中央的安排下，以一己之力促成了绥远起义，成功解放绥远地区。在这之后，傅作义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这个身份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对于傅作义的功劳，曾经毫不吝惜地夸奖道：“傅作义和程潜、张治中安排在一起还不够，他比这些人的功劳还要大……如果傅作义当时死守，我们现在就不能有这个完整的北平城，也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北平城里开会……傅作义立了大功。”
在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先是担任了绥远军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员，并且在他的要求下，兼任的水利部长的职务；1954年，绥远军区合并，绥远军政委员会随之撤销，傅作义调入政协工作，开始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电力部部长职位。
在工作之余，傅作义内心放不下的仍然是远在台湾的故旧兄弟们。在上世纪50年代，问题，不少人秉持的态度仍然是以武力解决。为了让退居台湾的故旧好友们认清形势，1954年10月，傅作义在《新华月报》上发表了一封告台湾同胞的公开信。在信中，傅作义通过个人亲自感受的一些新旧社会的不同事实，和现如今不同的社会制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结尾发自肺腑地呼吁台湾的同胞们“慎重地加以考虑”，“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同年12月，针对第二届人民政协会议上“武力问题的呼声”，傅作义提出“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和平问题的机会”，认为中央可通过报纸和广播的力量，让台湾的故旧同胞们认清形势，早日实现台海两岸统一。
1956年，借由“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这个噱头，傅作义再次在《光明日报》上喊话他的老朋友们回归祖国：“中山先生的革命动机是爱党、爱人民，真正秉承中山先生遗志的人，就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傅作义再次致函尼克松总统，严正指出尼克松总统“如果想要和中国合作，就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美国需要放弃的错误态度”。这一封书函也在侧面表明了傅作义对于期盼台湾回归的急切心情。
然而，傅作义晚年的身体健康情况十分不尽人意：由于生在黄河之滨，傅作义对于黄河泛滥所产生的灾害记忆尤深，因此，在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时，为了治理水患，傅作义花费了大量时间，亲自深入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进行考察研究，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是严重水灾还是工程完工，傅作义都亲临第一线主持工作，有时候天气太晚，傅作义甚至在大坝河滩上风餐露宿……
这样的奔忙加上年少时戎马生涯留下的隐疾，让傅作义晚年疾病颇多。1972年，傅作义心脏病再次发作，不得不因病请辞。
然而，退居在家的傅作义仍旧担心着。1974年2月，无力长期站立的傅作义手写了信件，拜托好友董其武在北京举办的台湾“二?二八”起义座谈会上为其发言。
在会议上，董其武动情地念道：“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都希望台湾能够早日解放……台湾海峡已不再是障碍了，希望不要一误再误。”
1974年3月5日，已经十分虚弱的傅作义在最后不多的清醒时刻里，留下了他的两个遗愿：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希望台湾能够早日回归；其他的还有三个共计四十万元的存折，是新中国成立时国家发给他的补贴，他希望家人能够全数上交，还给国家。
鲜少人知的是，周恩来总理与傅作义的私交颇深。在傅作义身患重病以后，周总理经常去傅作义的家中探望，并且隔三差五地让送点新鲜蔬果给傅作义。
由于傅作义心脏不好，周总理还曾经拜托有关部门给傅作义单独修建了一栋小平房，给傅作义工作生活所用，避免了傅作义的爬楼之苦。
1974年4月18日，闻听傅作义已经弥留，周总理不顾身体疾病，匆匆忙忙地跑去探望。在病床前，周总理轻声呼唤傅作义道：“宜生啊，知道你病得有点重，我来看你了……毛主席说，你给人民立了很大的功。”傅作义闻声，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只留下了激动的眼泪。
在周总理探望的次日，已经79岁的傅作义在北京医院病逝。傅作义病逝后第四天，党中央举办了隆重的悼念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并且由时任国务院副主席的致悼词。
在悼词中，人们和一起回顾了傅作义的一生，他那传奇一般的战争手段和“常胜将军”的称号，在关键时刻“罢战求和”，使大量珍贵古建筑和文物免于战火，其作出的赫赫功勋是无人可代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于水利电力工程上的兢兢业业有目共睹，值得后人敬仰、敬佩。
虽然傅作义曾经为“肝脑涂地”，但他这一生，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尊严，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如今，傅作义的骨灰仍在八宝山，共后人凭吊、祭奠，而他明理知事、无论在何种岗位上均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也不断激励着后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