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贝聿铭微笑着向委员会解释玻璃金字塔“看上去像是一个闪亮的钻石一样光芒四射”时，得到的评价是

  很多年后，回忆起那天，贝聿铭说：“那是一次可怕的会议，好在我懂的法语有限，当时如果我听懂了他们讲些什么，我一定会离开的”。

  当年的贝聿铭不会想到，40年后，这个被法国人贬低得一无是处的“巨大的破玩意”会成为日后游客争相打卡的巴黎地标建筑。

  正是这一年，贝聿铭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手中接下了令他兴奋不已的“大卢浮宫（Grand Louvre）”改造项目。此时，即将引发巨大争议的玻璃金字塔方案尚未公之于众。

  密特朗和贝聿铭的第一次见面是1981年，那时他刚刚上任法国总统7个月。密特朗早前在访美期间参观了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而在提出“大卢浮宫”计划前，他邀请了世界上十五位博物馆馆长推荐建筑师，其中十三位都推荐了贝聿铭。

  但在那时，贝聿铭的回复却十分克制：“我年纪大了，不想再参与竞标，要么直接把项目交给我，要么就让别人去参与竞标而我放弃。”

  这样的回复，并非一种“以进为退”的圆滑策略。不久前，贝聿铭刚在密特朗主持的另一项工程——巴黎拉德芳斯大厦的设计的具体方案中竞标失败，与之相比，卢浮宫的改造项目显然更有难度。

  另外，“不喜欢竞标”也是贝聿铭职业生涯后期形成的理念，他认为如果几位建筑师进行公平竞争，意味着在评选过程中业主与建筑师应最好能够降低接触，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早期设计和概念设计的脱离，最初的设计也很可能在竞标的过程中被改得面目全非。

  但法国的法律严格规定，大型项目建设一定要进行公开竞标，即使是总统也不能违背法律。为了顺利让贝聿铭设计，密特朗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卢浮宫的改建不能算是新建，卢浮宫首席建筑师乔治·迪瓦尔主持整个工程，贝聿铭作为乔治的助手加入团队，只不过，总统指定由这位助手全权进行设计。

  “尽管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一个项目，而是请求密特朗总统给我四个月的时间去探索。卢浮宫的历史和法兰西的历史紧密相连，从12世纪到现在，一个个统治者来来去去，不断拆拆建建，卢浮宫能够说是法国人的纪念碑。”

  同样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在密特朗之前，蓬皮杜建造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德斯坦打造了奥赛博物馆，密特朗显然也希望在任期内为自己打造一座不会被遗忘的纪念碑。于是，史诗般的“大文化都市计划”拉开帷幕，当然也包括被称为“大卢浮宫”（Grand Louvre）的卢浮宫改造计划。

  但当时，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的维护管理情况已下降到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由于缺乏中央入口，老旧的宫殿早已无法承接日渐增长的参观游客，只占10%的储藏室也远不足以保护数量庞大的藏品。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为了三件镇馆之宝——蒙娜丽莎、维纳斯和胜利女神，不得不在狭窄而标志不清的过道来回奔波，仅仅为了观赏这三件藏品，人均就要耗费一个半小时。更不要提偌大的博物馆中只有两个厕所供公众使用，中央庭院更是被形容成“巨大的停车场”。

  在玻璃金字塔之前，卢浮宫的中央庭院位置是两个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修建的广场，围绕着两个广场的，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卢浮宫当时的入口在德农殿侧翼，而黎塞留殿侧翼则被财政部占用。随着游客人数持续不断的增加，原本的入口早已不能够满足庞大的客流量，卢浮宫急需一个更明显，且能够疏散人流的主入口。

  卢浮宫内如今最受欢迎的展厅之一——马利中庭，曾经是财政部的露天停车场，贝聿铭给它加上巨大的玻璃盖顶，使之成为陈列大型雕塑的理想场所。

  背负巨大压力的贝聿铭在1982-1983年底多次前往巴黎当地考验查证，研究。“之前我去巴黎时，对卢浮宫的整体已知道，但我那时想知道的是，有没有我能更加进一步做的。如果我觉得不能再有所贡献，我会回绝这一专案。经过三次探访之后，我觉得确实还可作为，而且非作不可。”贝聿铭回忆。“我们当时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将宫殿改建成现代化的博物馆。”

  最终，他从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设计的凡尔赛宫后花园得到了启发，贝聿铭认为：勒诺特尔的园林景观设计对空间和几何图形的凸显具有一种“现代性”，这种为法式园林注入灵魂性秩序感的几何规划，让宫殿之外的庭院和华丽厚重的建筑相互呼应，既和谐又跳出了当时巴洛克式的繁复。

  贝聿铭在《大卢浮宫》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给我最大启发的莫过于勒诺特尔。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根植于法国文化。”

  与总统约定的四个月当地考验查证结束后，玻璃金字塔在贝聿铭心中已经初具雏形，但在向密特朗介绍设计初稿时，他并未透露这个大胆的设想，只笼统解释了“光线”对于巨大的地下工程部分的重要性。

  看完贝聿铭的初稿，1983年11月，密特朗迅速宣布“好的东西就让它一杆子走到底，大家谁也无法再回头。1986年一定得完成第一期工程。”

  正如开头所说，仅仅在第一步取得法国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认可环节，贝聿铭就面临了此生从未有过的批判，甚至谩骂。法国新闻报道对贝聿铭设计的批判，掀起了一场有关玻璃金字塔的舆论之战。

  最知名的《世界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人之家》的艺术评论，文章中评价贝聿铭的设计是“将卢浮宫的回廊庭院变成迪斯尼后院”。《费加罗报》则评价这是《一个没有品味的建筑》，《自由报》更是以一篇《令人惊讶的中国金字塔》提出更直白的讽刺。

  贝聿铭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让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贝聿铭的女儿贝莲甚至看到，街上的女人们朝他父亲脚上吐唾沫。还有巴黎人佩戴写有“为何需要造金字塔？”字样的圆形小徽章，表达他们的不满。

  回忆起那段日子，贝聿铭说：“我是不想再设计一座卢浮宫了。这个设计案一开始就很坎坷，抨击没有停过，我猜想百分之九十的巴黎人起初是反对这个工程的。”

  对于贝聿铭来说，取得当时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的支持是推进改建卢浮宫项目的重中之重，但又几乎是一件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因为希拉克是反对党领袖，是密特朗最关键的政敌。

  为了向希拉克更好地介绍自己的设计，贝聿铭提出希望在卢浮宫广场上放置一个1:1的模型。1985年5月1日，一台高达70米的巨型起重机将一个等比例的金字塔模型放置在了卢浮宫庭院中心的拿破仑庭院上。

  虽然希拉克并未直接评价玻璃金字塔是否合适，但在围绕模型观摩一圈后，他对着记者的镜头表示：“这样看还不错。”他认为这个方案将开放巴黎。

  新闻报纸第一时间向国民传达了希拉克的“支持”，至此，反对的声音日益消减，玻璃金字塔算是逐渐得到了法国人的接纳。

  如今，提到贝聿铭对卢浮宫的改建，大多数人立刻想到的就是伫立在中庭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

  但对于这个耗时超过十年的项目而言，金字塔仅仅是整个改造工程中的冰山一角。其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增加了疏散和聚集人流的大型公共空间，只不过，建筑师将他精心设计的整个建筑都藏在了地下，唯一可见的部分，就是承担中央入口作用的玻璃金字塔。

  改造计划是收回财政部占用的黎塞留馆，并建立一个庞大的地下系统——画廊、储藏室和保存实验室。除了广场中中心的大金字塔作为主入口外，三个小金字塔分别指向三个通道的方向。

  “整个建筑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建筑，金字塔就像是他的穹顶。这个地下建筑的建造遵从一种不可反驳的内在逻辑：将卢浮宫两边的楼连成一个高密度的整体，为它提供以前严重缺少的接待、技术管理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假如这一严重匮乏的现象不得到解决，卢浮宫渐渐就会沦为一个1908年前的墓穴。”贝聿铭在设计报告中这样解释。

  改造前的卢浮宫，原有入口狭窄，且自1871年拿破仑三世时期，北侧的黎塞留馆就成了财政部大楼，博物馆的部分呈“L”形，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入口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特殊形态，而是将光线带入了拓展出来的地下两层空间，同时，作为主入口，游客能够最终靠它分别进入卢浮宫的三个馆，原来的“串联”建筑变成了游览起来线路更清晰合理的“并联”建筑。

  这样的设计有一个一定要满足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制造金字塔的玻璃完全透明。只有绝佳的采光，才能让整个建筑的地下部分焕发光彩。另外，游览卢浮宫的游客站在金字塔底下透过玻璃结构仰望天空，更能体会古老宫殿的巴洛克式建筑风采。

  因此，玻璃必须是安全系数极高、透明度极高，平滑程度也不容许任何误差的。这个要求放在今天也许并不苛刻，但在当时，完全透明的玻璃是不存在的。

  在当时，由于难以解决玻璃中含铁元素的问题，玻璃难以避免显现出淡淡的绿色，这样的玻璃如果应用在四面体金字塔上，玻璃之间的淡绿色互相叠加，最终整个金字塔就会变成啤酒瓶一样厚实的深绿色。

  贝聿铭很清楚这一点，“如果用这种玻璃，和原建筑的蜜色不搭配，整个卢浮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这样肯定不行。那样一来，我也就会在法国背上千古骂名了。”

  为了百分之百实现他的设计，贝聿铭甚至借助总统的名义，向法国的玻璃制造业施压。

  最终，在1985年5月，技术人员找到了一种办法，能改变玻璃的色彩，去掉一切铁含量，从而获得了一种理想的透明度。

  正是贝聿铭对于细节上的苛刻要求，法国建筑业的多项技术，在实现卢浮宫改造的过程中，都被拔高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虽然对于玻璃透明度的执着一度让贝聿铭与法国工程师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但对中庭的开挖，才是真正让这位较真的建筑师捏把汗的部分。

  由于卢浮宫是一座始于12世纪的古老宫殿，如果让它完全变成一座面向公众的博物馆，其内部结构肯定不足以满足需要。想要在原有建筑内打造储藏室或者宽阔的通道，势必要毁掉卢浮宫内很多美丽的房间。

  贝聿铭并不希望这样做。因此，唯一打造储藏室和通道的方式是将其置于地下。

  然而，需要被挖开的方形中庭（Cour Carrée）和拿破仑中庭（Cour Napoléon）却恰好处于旧时城堡的位置，其中，方形中庭是卢浮宫中最古老的地带，一旦挖出任何古迹，整个项目都要向考古部门让步。因此，拿破仑中庭对于贝聿铭来说是唯一的机会。

  ”我们找到了旧的考古绘图，当时的考古顾问对这些资料的准确性确信无疑，开挖后也证明他们是对的，幸好拿破仑庭地下没什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挖掘这两个中庭耗时一年之久，好在挖掘部分最终保证了一切可根据设计图纸上的计划进行，否则，整个工程也许都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随后的工程进度中，无论是金字塔的石板地面还是混凝土天花板，贝聿铭都在材质和施工的细节上严格到近乎苛刻。幸好有总统密特朗自始至终的坚定支持，帮助贝聿铭扫除了改建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

  1988年3月，密特朗在正在施工的金字塔工地接受了大选前的采访，距离他的第一个7年任期结束，只剩不到2个月的时间。

  然而卢浮宫的改造项目并没有完工，法国财政部也还未从卢浮宫搬出来，如果密特朗不能连任，这项贯穿他政治生涯的浩瀚工程也许只能惨淡收尾。

  1989年3月29日，连任成功的密特朗为金字塔和其正下方的拿破仑大厅剪彩。

  第二天，等待进入金字塔的游客将街道堵得水泄不通，这一次，“巨大的破玩意”在评论家的嘴里变成了“宝石、闪光的蜘蛛网、高科技的苏法莱蛋糕”。曾经的争议和谩骂被人遗忘了。

  记者采访贝聿铭时，“他的脸亮得像金字塔”，他对记者说：“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同年，财政部正式被迁出。1993年11月，卢浮宫改造正式完工。博物馆功能之外，还增加了卢浮宫学院、装饰艺术博物馆、供游客歇脚的花园以及公共教育部门。

  回望整个职业生涯，贝聿铭总结：“我生平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骄傲，那就是卢浮宫新馆的创作。”从最初质疑到最终被接受，贝聿铭说：“谁也不会就相对论对爱因斯坦提问，但对于建筑每个人可以各执己见。”他始终相信“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

  改造卢浮宫时，贝聿铭已经年近70岁，但他并未满足于用这个获得巨大成功的项目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反而以此为起点，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

  玻璃金字塔之后，他离开了PCF建筑事务所，成立了自己的”贝聿铭建筑事务所”，正式将博物馆设计作为自己的热情所在，开启了一次又一次与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发现之旅”。

  2012年出版的《贝聿铭全集》中，贝聿铭在自序里这样说：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

  “大卢浮宫”项目之后，贝聿铭踏上一段与不同国度，不同文明交织的“发现之旅”，他从每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中汲取养分，并将其注入自己的作品中，打造了德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卡塔尔多哈艺术博物馆、日本贺滋县美秀博物馆、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等一系列博物馆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