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墙是博物馆常常使用的一种展示手段，一般是将整面墙壁作为布景，在墙上有规律地铺陈群体或个体的肖像。通常，面孔墙在纪念馆中使用较多，往往以罹难者照片墙、名人肖像墙的形式出现，在别的类型博物馆中亦有应用的实例。在面孔墙中，人物的面孔被符号化，成为过去历史或社区当下的见证，观众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个人体验，完成与其表征群体的共情。但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个体记忆的消解，重构的记忆被纳入博物馆自身的叙事体系。

  在博物馆展览中，图片作为重要的辅助展品，是博物馆话语构建的手段，也是其对外传播的视觉符号之一，面孔墙即是其中的一类。面孔墙是博物馆展览中人物肖像图片展示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是以正面墙壁作为背景，在墙上有规律地铺陈群体或个体的肖像。这些肖像以人物的面孔为中心，面部五官、表情和其他细节被刻意地放大。面孔墙的使用可以有效集中观众的注意力，带来直接的冲击和感染力。我们在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革命战役纪念馆中经常能发现此类展示手段，在一些名人故居和地方博物馆中也能发现其应用的实例。大量面孔的密集出现，会在不同的场景下产生不同的展示效果。

  根据面孔墙设立的目的以及其所表征的群体或个体身份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为纪念在历史事件中大量牺牲的群体而设立的面孔墙，一般称为罹难者（遇难者、牺牲者）照片墙；第二类则是为了纪念在历史上或某个领域内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群体，以此宣扬他们的事迹或表彰其功勋；第三类是为保存民族或社区记忆，以民族或社区居民群像的形式出现，反映多元文化的共生状态。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开始反思人类的历史进程，开展了大量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整理和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致力于记录并展示灾难记忆的创伤博物馆在全世界内兴起。在此类博物馆中，面孔墙作为祭奠罹难者和构筑集体记忆一种展示手法，多数情况下被应用于展览的开头或结尾，构成展览整体叙事的前奏或高潮。

  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Vashem）是以色列官方为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而建的。纪念馆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莫过于展览最后设置的“名录堂（Hall of Names）”。这里设立了两个锥形柱体：一个是灌满水的倒置锥形，延底部伸至地下的岩石；另外一个则位于其上，锥形底部密密麻麻挂满了600位大屠杀遇难者大大小小的肖像。照片在其下的水面上投射出倒影，昭示着这些人不会被遗忘。而锥形四周一圈为环形的资料库，收录了70年来以色列在历史中打捞的证言与证据。

  锥形照片墙在此巧妙地构筑了一个反思的空间，当六百张面孔被置于头顶，照片中的人仿佛正自上而下俯视着观众，每一张面孔都表征着曾经鲜活的生命和他们最终走向的死亡。观众通过观察这些面孔，自然地想象出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并对造就他们悲剧命运的历史进行反思。

  中国同类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亦有照片墙的设置，它位于纪念馆的序厅，总领了整个展览的叙事。当观众从明亮的地面进入地下展厅，突然暗下来的环境会让观众的视觉处于极度敏感的状态，致使观众来到序厅时，视线会立即被两侧明亮的面孔墙吸引。面孔墙采用了洗墙的打光方式，在幽暗的展厅中形成两个明亮的光幕，遇难同胞的肖像自两侧延伸开来。序厅入口所在的墙背上还挂有在大屠杀幸存者的肖像，这些照片有的亮起，有的则是灰暗的，而每张熄灭的照片都暗示着面孔背后幸存者的逝去，大屠杀的真实记忆正在不断消减。不同于之前提及的名录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面孔墙置于黑暗的展厅中，增加了肃穆悲伤的气氛，带给人沉重、压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哀悼的场所。

  当成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生存的新威胁，一批博物馆为反思，祭奠牺牲者而建立起来。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9/11 Memorial& Museum）即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博物馆设立于9·11的发生地——世贸中心遗址，以纪念因而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民。进入正式展厅的走廊中，近3000名受害者的肖像形成一个带状的墙面，这些面孔背后的人物拥有不同的性别、肤色、年龄和表情，他们本该像我们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而当年的夺走了他们全部人的生命。当观众走完这条长长的面孔走廊，不仅会为造成的伤亡规模感到震惊，也会因这些鲜活生命的逝去而感到痛心。作为展览的序曲，罹难者面孔墙奠定了观众接下来展览参观的情绪基调。

  这类面孔墙虽然也旨在纪念一个群体或个体，但其纪念的对象、目的和性质都与创伤类博物馆存在很大不同，它们多出现于名人故居、革命或战役纪念馆中，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宣扬英雄、名人的迹，表彰他们做出的贡献，彰显他们昔日的风采。

  革命或战役纪念馆中，面孔墙亦使用群体肖像，以纪念为人类的革命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群体和个人。以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为例，博物馆分设六个展厅，根据各抗日根据地的不同陈列新四军各师的活动情况，而每个师的展厅都设有一道面孔墙，挂满了征集来的革命将士的黑白肖像。虽然在每幅肖像的一侧都配有这位将士基本的个人隐私信息，但通过面孔墙将全体人员的肖像严整有序地铺陈开来，更多的是为了显示整支队伍整齐划一、众志成城的精神面貌。

  与之性质相似的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Gettysburg National Military Park Pennsylvania）却采用了另外一种手段。公园建立在南北战争时期葛底斯堡战役的发生地，在展览中，博物馆使用了一种名为“葛底斯堡的脸（Faces of Gettysburg）”的展示手法，将收集来的数百位参加过战争的将士的肖像组合在一张触控墙上。观众点击面孔，就可了解到这些人的籍贯、军队、军衔、生平事迹等个人隐私信息，像一个多媒体资料库，而面孔是吸引观众探索其背后故事的一种媒介，它更多地强调了个人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除了革命战役纪念馆，一些专题博物馆中的面孔墙还纪念了在某个专门领域有所作为的人群。例如，上海电影博物馆四楼的“星耀苍穹”展厅是为了纪念20世纪以来上海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而设立的，展厅内两段连续的墙面上布满电影人的肖像，博物馆刻意调暗展厅灯光，将面孔墙打亮，同时地面、墙壁和天花板皆铺设黑色反射性强的瓷砖，使这些肖像折射在展厅中的每个角落，观众触目所及皆是电影人的面孔。

  展示多元文化，保存民族与社区的记忆，是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之一。在一些地方博物馆中，我们亦能发现面孔墙的使用，多是为了保存民族或社区记忆，反映一个或多个民族、社区的发展历史，展示多元文化的共生状态。

  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在展厅的入口处设置了一排巨大的照片墙，其上排列着美国许多普通印第安人的面孔。面孔墙同时伴随有一段引导词：“你身体哪部分是印第安的？你的头脑？你的心？或许是你的思想？但是，决定你印第安人身份的，肯定不只是你的血统。……我们的生命属于一切为了反抗种族灭绝、歧视和成见战斗过的人。”这些共同反映了：一个多元的文化不以人们的生理外貌来区分，而是通过人的精神、记忆来融合。

  国内，湖南省博物馆全新打造的“湖南人——三湘历史背景和文化陈列”在介绍民族构成时设计了一面触控墙，其上分布着湖南省内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肖像。如果观众被其中的某张面孔吸引，通过点击屏幕即能查看人物视频，并查询到这个民族目前的生存状况，包括地域、DNA、习俗、方言等。湖南省博物馆以这种方式展示了省内民族的分布情况与各自独特的风俗风貌，拉近了观众与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距离，是一次值得借鉴的尝试。

  为了留存社区记忆，增进观众的身份认同，并增加与观众的互动，在一些地方博物馆中也能发现面孔墙的使用。这类面孔墙的组成是比较特殊的，它需要社区成员来共同完成墙面的构筑。

  美国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Ellis Island Immigration Museum）位于纽约港口的埃利斯岛上，在1892—1954年美国移民管理局原址上，成为许多祖辈为移民而来的美国居民的寻根之处。展览计划中有一个名为“国旗的面孔（The Flag of Faces）”的项目，这是一个交互式的动画展示，由博物馆观众上传的个人或家族成员的照片共同拼凑为一幅美国国旗的蒙太奇。全体美国人民都可以去参加了。不同来源的面孔构成一面一直在变化的星条旗，显示了美国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和包容性，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是这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图片是博物馆展品中重要的辅助展品，一些专题类图片展更是以一种直观、集中的精准传播方式，成为博物馆重要的宣传与展示手段。面孔墙作为人物肖像图片的集合体亦不例外，有时甚至会作为展览的主要展品出现。如金边吐斯廉屠杀博物馆（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中就辟有一处展厅，专门陈列在恐怖屠杀中牺牲的遇难者的肖像，透过沉默无言的肖像传达着对刽子手的谴责。

  然而，面孔墙将人物肖像集中在同一张墙面上，试图营造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则是博物馆精心设计的一种展示手段。与博物馆中常见的普通照片墙不同，面孔墙所要强调的是“脸”，是无数个体面孔集合成为的人物群像。在这种情境下，人物的面孔被物化，成为过去历史或当下社区发展的见证，个人的经历被隐去，共性的记忆却被凸显，最终成为了一段集体记忆的符号；面孔大量密集地出现，无疑会给观众造成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压迫，这种直接的冲击，使观众在震撼过后不自觉地沉浸在博物馆创造的氛围中。

  面孔墙的使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博物馆展示的客观性。一方面，在面孔墙中，每副面孔所代表的人物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它既没有过分强调某一个人物的身份，也没有对这一群体的经历进行过多的渲染，这体现了博物馆对人物的尊重。另一方面，墙是静默不语的，它告诉观众这一群体的属性，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但面孔墙本身表征的群体记忆及所在的环境，又决定了其带有一定的情感指向，在博物馆刻意构建的话语体系与营造的氛围中，观众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主动探索的过程。其他实物展品和资料的展示在此发挥了辅助的作用，观众在得知面孔群体的身份后，能够自然地想象这一群体的背后曾经发生了什么，群体的经历与观众自身的体验相互作用，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参与。这正如博物馆一直强调的，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应主动地去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自己的情感体验，这显示了博物馆的阐释方式不再是单纯的传递和灌输，而是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去引导和交流。

  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又称群体记忆，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首次提出。在论及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时，哈布瓦赫认为，任何个体记忆都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框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特定的记忆中去。但近年来，随着新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反思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刘亚秋指出：“集体记忆框架似乎构建了一种隐形的记忆霸权体系，成为个体记忆的限制和约束。事实上，只有具备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个体才能记忆，所谓集体记忆之存在，必须以每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为载体。”

  之前提到纪念馆中罹难者照片墙的使用，是博物馆内部修辞表征的应用手段。这些面孔代表着人物不同的际遇，博物馆抽取了他们的共同特征，将其作为一个群体呈现出来，构筑起博物馆对过去的描述。皮埃尔·诺拉称博物馆一类的纪念场所为“记忆之场（RealmsofMemory）”，这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形式，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将记忆“档案化” ，博物馆对死难者面孔的集中展示就是这样的过程。有意思的是，面孔本身能传递的信息是很少的，观众能够最终靠面孔猜测他们的年龄、情绪、身份，却无法从中得知他们曾经的具体遭遇。面孔墙的做法却引导了观众去思考其共性，去探索这些面孔背后那段集体记忆，这个思考过程即是博物馆提供给观众的一个庞大的想象空间，不同的观众在想象中会代入自己个人的经历与体验，将个人主观的情绪折射在这些肖像上，完成了与罹难者的共情。

  这样的做法带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方面，面孔墙虽由个体构成，它所反映的却是一段共同的经历，试图为观众保存和展示整个群体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抹杀了每张面孔的个性，面孔被严重地符号化，观众留意到群体的庞大，得知这些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中有着类似的遭遇，却不会去一一探寻他们身上具体发生了什么。笔者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出详细的调查时，曾经询问过观众对于序厅中面孔墙的想法，其中的一条反馈使人印象非常深刻：“将这些照片统一挂在墙上，并没有观众会细看他们的每一张脸，也无法得知他们身上都具体遭遇了什么，对于个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博物馆在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个体记忆不可避免地被消解了。群体的面孔可能会为观众带来视觉和情感上的冲击，但缺少对个体经历的认知基础，这样的冲击又能持续多久呢？

  记忆脱离了其产生的情境，本身已经失去了原真性，脱离了个体记忆的集体记忆是死气沉沉的，正像一堵没有生气的墙。然而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并非是两个对立面，它们应当是相互构建的关系，集体记忆能够最终靠个体记忆的讲述得到呈现，反之亦然。湖南省博物馆与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提供了合理的做法，在涉及人物群像的展示中，以触控墙的形式将面孔作为一个档案库的门面，将个体信息储存至每张面孔的背后。这一过程既强调了个体在群体中起到的作用，又呈现出一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回归，完成了双向的构建。

  将观众参与纳入展览制作同样是实现群体与个体双向过渡的一种途径。埃利斯岛移民博物馆“国旗的面孔”项目即是很好的例证，博物馆鼓励观众说出自己祖辈的故事，将其添加进面孔墙，组成保存记忆的资料库。英国的纽卡斯尔博物馆在留存社区记忆、增加与观众互动的工作上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当博物馆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个体的故事，群体记忆也因此而变得更鲜活生动，它更能增强观众在群体中的自我认同感，由此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社区之间的距离。

  博物馆中的面孔墙以人物面孔为符号，表征了一段群体共有的社会记忆，同时给观众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实现了观众与面孔背后人物的共情。但在一些博物馆中，面孔墙的使用过于强调共性而忽视个性，滥用了博物馆重建记忆体系的权威，使得肖像上的人物成为了单纯的符号，而失去了作为一个见证者本身的价值。但在博物馆的叙事体系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不应当成为一对矛盾体。博物馆叙事应掌握一种平衡，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双向构建，使得个体能在其中寻找自我的归属感。

  本文改编自《符号·记忆·共情 ——博物馆展示中面孔墙的使用》，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9年第5期（总第17期）。作者：渠雨桐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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