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成都的广汇美术馆举办的两个展览,揭开了中国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收藏的冰山一角。同时展现给公众的,还有经过数十年的累积,通过两个在中国最具系统性的企业收藏体系,共同谱写的一条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之路。
将泰康收藏与广汇收藏共聚成都,这是广汇美术馆正式开馆后的一大动作。2023年,两家企业同时再次进入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而让他们在艺术圈声名鹊起的,除了极具系统和规模的企业收藏,还有两个企业分别成立的体量巨大的美术馆。
4月30日率先开幕的“汇成大观——广汇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展出89件重要作品,这是广汇美术馆中国美术现代性历程研究的又一次重磅展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石鲁、吴冠中“十一大家”的鸿篇巨制,正是广汇集团多年深耕艺术领域的扛鼎收藏。
循着深具时代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水墨书画扛鼎之作,广汇美术馆的收藏趣味一览无遗。收藏的水墨作品涵盖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各类题材,类型丰富且全面,为研究中国近现代书画提供优秀范本。
5月10日开展的“入世: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暨泰康收藏精品展”位于二楼,遴选和展示泰康收藏中具有20世纪中国现当代艺术“入世性特征”的藏品,68件创作年代在1920年至2020年的重要作品,揭示艺术家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以来的反应和艺术的嬗变。
学术研究是整个艺术生态链条的根基。相比起个人藏家,企业收藏能充分的利用资本优势将典藏级别的珍稀作品收入囊中,足够的体量接下来就面临建立美术馆的考验。仅局限于“买东西”“建场馆”“面向公众开放”的传统模式是远远不足的,体系颇为宏大的企业收藏,其定位的切入、体系的开展、规模的构建等,更需要基于美术史的价值判断。
秉持问题导向,用理性、科学、现代的思想,从美术史的角度来建立自己的收藏系统和标准,是打造一个集学术、研究、教育、展示与收藏为一体的国际标准艺术机构的不二法门。可以说,资本前提下的学术把握是一道分水岭。
作为公立美术馆的有力补充,企业成立美术馆能更好地树立品牌的文化内涵,彰显企业文化理念,同时可丰富所在地区和城市的文化生活。作为先有馆藏后建馆的典范,泰康美术馆和广汇美术馆不同的收藏体系,共同指向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深刻关切。两个美术馆间趣味与风格迥异,但馆藏在时间上存在部分重合,均扎根于本土,综合看来,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在关注“本土”之前,首先要解决何为“本土”的问题。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史的整理和研究,近20年来一直是海内外艺术学界和文化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现代美术演变历程的特殊性,恰恰在于那些无法以世界标准对标的部分。
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如何辨析和界定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画发展演进的现代形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现代美术能走向多远的未来?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不同于一般机构通常以社会形态变化作为文化研究节点的思路,从艺术家参与社会途径根本变化这一方面出发,以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制度性转型,以及艺术学科化这样的时代转折点作为研究的断代节点,探讨中国进⼊现代社会后的艺术发展议题。
2009年,泰康第一次提出“1942年”这一断代节点,研究红色艺术和当代艺术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2023年,泰康美术馆开馆展开幕之际,提出“1905年”的全新断代研究节点。自此,“-现在”断代节点体系与“建制、媒介、生态”三大问题相结合的模式,共同构成泰康独特的研究体系。在这套体系的有力支撑下,泰康逐步完成相关学术梳理工作的推进。
“早在几年前,‘泰康收藏’就已循着这个思路储备藏品。”泰康美术馆艺术总监唐昕对《艺术栗子》说。泰康的企业收藏获得业界认可,在2015年出版的《全球企业收藏》中,泰康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入选的企业收藏案例。
孙世灏生于1895年,在他10岁时(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他和他的同代人失去了传统知识分子学习、入世的制度基础,包括艺术在内的近代知识体系也在建构中。这件是孙世灏早期留学欧洲学习艺术期间的作品。
在艺术创作入世的同时,女性艺术家首先要在身份上解决参与社会实践的问题。作为一个因出身而备受争议的女性艺术家,潘玉良的诸多人体绘画带有艺术家进入社会后对自我身份认知与思考的意味。
《黄河颂》突破了特定时期对艺术家凸显个性的严格限制,不论在技法还是观念方面都体现了当时油画创作的最高水准,是在特殊年代中国艺术自主探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代表作。
泰康收藏的肖像绘画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类身份的人物,这些肖像作品承载的情感与历史,真实而可触摸。《小姜》以扫描仪般的客观理性超越了画笔和照相机镜头对人物的审美塑造,是中国写实油画的代表性作品。
当代艺术现场和朝向未来的实验性探索是泰康收藏的重要部分。作为80后艺术家中的佼佼者,马秋莎成长过程中的视觉、情感经验以新媒介的形式,在作品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微妙,以及个人经验的复杂性。
不同美术馆有不同的定位,收藏体系不可能面面俱到,关键是树立自身清晰的发展趋势。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泰康集团和广汇集团创办的美术馆,虽然同样聚焦于20世纪的中国艺术收藏,但是广汇美术馆提供了另一个样本。
将二者并置,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反映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历程。不同之处在于,泰康美术馆的收藏侧重现当代艺术,主要是油画、摄影、影像、装置等;广汇美术馆的收藏以中国近现代书画为主,水墨居多。
广汇集团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过30余年的积累,历经三个重要收藏阶段,目前馆藏60多位艺术家500余件经典杰作,形成全球唯一一个以20世纪中国水墨书画为主要脉络的完整收藏体系。
在西方传教士把油画传入中国之前,水墨书画一直在中国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至今影响深远。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所包含的内容与西方当代艺术的脉络并不相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水墨问题的改良跟革新自然成为20世纪以来绕不开的学术研讨话题。广汇美术馆坚持以“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历程”为学术研究方向,收藏的中国近现代书画不仅仅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出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发展历史和时代变迁。
此《花果十二屏》原为日式六屏一双,属吴昌硕罕见的巨幅绘画作品,是他艺术成就集大成之作。此作完成于乙卯、丙辰(1915-1916),吴昌硕此时七十二、三岁,正是最富创造力的时期,画境已完全成熟。这一套格高韵古的水墨十二条屏,是艺臻化境的吴昌硕在其晚年不拘成法、别有才情的创作成果,也是他以墨情墨韵,为人生的“自我作古空群雄”作最好的阐释。
齐白石创作过三套《山水十二条屏》,此套作品不仅是其风格转型期中极具代表性的山水作品,也是目前市场上可流通的最大尺幅山水条屏。该套作品创作于1925年,齐白石时年61岁,创作的时间正是他“五出五归”之后,远游生活让他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追求跨越到一个新时期,进入画技、画风的成熟期。
《九州无事乐耕耘》不仅是徐悲鸿现实主义水墨画的代表性作品,同时也见证了他和郭沫若之间的友谊,承载了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以及对于和平世界的向往。1951年本幅作品完成后,徐悲鸿便送给郭沫若,后者去世后交由郭沫若纪念馆保藏。直至1996年纪念馆为筹措经费,作品才得以流播于艺术市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能够说是潘天寿艺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十年中,他在旧传统和新时代之间找到了可贵的连接点,创作出一批苍古高华、沉雄阔大的国画巨作。此幅《鹰石山花图》是其60年代的代表作品和博物馆级创作。
傅抱石在读到郭沫若所著《屈原赋(今译)》后被触动,在1954年根据其内容创作了《楚辞》题材的人物画《云中君和大司命》《九歌图册》(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等作。该系列作品堪称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人物画创作巅峰时期的精品力作。
“通过研究与学术性合作,秉持着以作品研究为导向的收藏理念,广汇美术馆会就某一阶段的艺术发展节点确定主题,进行主题式收藏。这不意味着一定是收藏高价作品,而是更多地考量作品的学术性和先锋性。当然,艺术创作形式的创新性、实验性也会作为收藏的主要考量因素。我们的收藏是面向历史、指向未来、立足当下的。”广汇美术馆馆长张格芳对《艺术栗子》说。
从1939年美国IBM集团以企业名义收藏艺术品开始,到现如今的“信息充裕时代”,面对民众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企而优则藏”愈来愈普遍地纳入世界500强企业的日常运营中。面向公众开放的企业型美术馆,使得私人收藏行为转化为公共服务行为,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彰显文化使命、扩大社会影响力的体现。
在推进中国企业收藏方面,泰康收藏的展览具有标志性意义。唐昕表示:“美术馆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实力的一种体现,做美术馆对企业来说并不是生存所必需的,但或许是发展所需要的。”
企业为什么需要艺术?从慢慢的变成了公共化社会资源的泰康美术馆和广汇美术馆中能得到启发。基于文化的积累性和变革性,作为一种文化精髓不间断地积累和传承的结果,文脉总是在新与旧的张力中生存发展。没有传统与人文的精神,就无文脉一说;缺乏解构与重建的活力,文脉也无从赓续。
虽然由世界500强企业成立的美术馆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个案,但泰康美术馆和广汇美术馆为了建馆各自所做的30年的工作,让人们看到真正的企业收藏行为,是如何通过基于自身馆藏的研究和开发,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历史系统,与中国当代艺术一同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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