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常见的博物馆定义出自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早在1946年就对博物馆下定义，至今已经过8次修订，并于2007年开始使用最新版本。跟着社会快速地发展，博物馆日新月异，人们开始质疑博物馆单一定义的合理性，提出重新定义的要求。201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了“博物馆定义：前景和潜力”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通过一系列小组研究来反思影响博物馆定义的所有语境因素，包括趋势、博物馆类型学、文化民主与参与、地理政治学、移民与去殖民化、治理变革等。这个宏大项目的结论预计在2019年京都全体大会上发布。

  本文简要讨论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对这一定义的贡献，分析当前定义的结构并详述未来定义的相关问题。

  对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说，博物馆定义问题是众所周知的。该委员会成立于1977年，由于某一些原因，国际博物馆协会并没有立即让其参与博物馆定义的修订。自1974年开始（也就是在本委员会成立之前），直到2007年，博物馆定义的结构变化不大。为庆祝成立十周年，在赫尔辛基(埃斯波)召开大会，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决定解决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该委员会选择的理论方法是为发展其内涵。这是涉及物质遗产的、比经典的博物馆定义更为宏观的定义。它包括了非活体的、可移动的以及立体的物体：“ 博物馆是一个人与现实之间的特定关系取得应用和实现的机构。”

  正如大家所知，该特定关系的定义来源于兹比涅克·斯特兰斯基（Zbynӗk Stránský）一生的探索。在这个传统中最成功的一个定义是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的博士论文中给出的：“ 博物馆是一个保存档案藏品的永久性博物馆学机构，并通过这一些藏品产生对公众有益的知识。”

  1987年专题研讨会上的诸多讲稿使我们也可以预见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有关博物馆定义的两个工作趋势。

  第一个趋势的工作主要由东方国家的研究人员进行，要认识到博物馆是一个历史的、社会决定的形式，已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不论如何变化，都在承担着相同的任务，即选择、保存和展现人类及其环境关系的见证物。

  第二个趋势的工作由来自欧洲、拉丁美洲或非洲的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他们非常大程度上受到法国“新博物馆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博物馆是构建人或社群世袭身份的更广泛的形式。

  正如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 Alpha Oumar Konaré )所说：“ 博物馆的维度不单单是一个建筑物或固定的结构，更是一个运动、一种态度、一种行为。博物馆的维度将强化传统的文化结构和传统的文化运动，并且最大限度地保证社群的所有权、娱乐和创造能力。”

  迪思·斯皮尔鲍尔(Judith Spielbaue)所提出的最为圆满的博物馆定义，不是从博物馆的功能(收藏、展览)来描述，而是把博物馆置于一个更大的范围：“ 已建好的博物馆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些目的已用很多方式阐述过。这中间还包括通过提供信息和经验，以及在逐步扩大的范围内促进对自我的理解，拓宽个人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美学和自然界之间相互依赖的认识视野。丰富与传播知识，提高生活品质，为子孙后代保存藏品都可包含在通常的理由之中。”

  在2003年由加里·埃德森(Gary Edson)发起的重新定义博物馆的讨论中，大约有70位发言者进行了超过150次发言。2005年，在卡尔加里研讨会上学会成员们成立了一个专门论坛，就这样的一个问题举行了几次工作会议。随后，参与者共同制定了一个定义，即《卡尔加里宣言》:“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造福，致力于通过研究、保存和交流，特别是通过诠释和展览人类遗产中物质和非物质的证据来探索和了解世界的机构。它是一个非营利的机构。”

  随后发表的关于博物馆定义的系列文章使这一讨论得以继续。一开始只有法文版，三年后有了英文版。

  当修订定义的进程出现在米兰会议上时，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希望在这上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全员会议之后，2017年6月9日至11日举办了一个专题研讨会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并出版了论文集。首次座谈会中出现了许多观点，随后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的会议中，与会者对定义进行反思并融入国际化视野。

  2017年9月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研讨会，随即在阿根廷举办，然后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举办。北京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亚太分会研讨会也决定专设此主题。在另外的地方设立与这一主题有关的项目也在讨论之中，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斯、突尼斯等地。

  鉴于博物馆领域的发展，在对初步的结果进行讨论之前，回到博物馆定义结构及其相关要素上来或有重要意义。

  定义的结构不仅指词语的选择及先后顺序，还包括概念的内容，深受语言的影响。

  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总部在法国，其章程以法文撰写，而国际博物馆协会最初的主要合作者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和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也是法国人，因此，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定义结构长期以来主要受到拉丁语思维的影响。

  不过能够正常的看到，至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英语地位已经大幅度提高。例如，在2003-2007年和2015-2016年修订定义的辩论中几乎全部用英语，这种使用人数最多的通用语进行。这种情况对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母语为英语的人极为有利。显然，这些国家的与会者主要参考反映他们生活环境的母语文本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概念。

  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忽略用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中文等其他语言撰写的内容丰富的、包含其他不同概念和不同观点的文献。如此只会强化某些思想潮流而抑制其他思想。几十年来，这种情形对法语文献非常有利。根据人们使用的语言和相关文献逐渐形成了一个视角。这种逻辑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提出的软实力理论相差无几：“ 文化也施加了影响的力量，尤其是通过与其相关的语言和参考文献。”

  因此，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参与博物馆定义讨论的与会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优势语言及其相关参考体系、特有文献的影响。

  另一方面，语言本身的结构可能会影响定义。2007年定义的最新修订对讲英语的人士而言似乎并不重要（只是“人类及其环境的见证物”修订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74年的法语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写，脱离了英文版本。关于博物馆的功能，与英文版一样，类似于约瑟夫·维奇·诺贝尔(Joseph Veach Noble )的《博物馆宣言》中的描述。以前法语定义的结构会无形中更加侧重“研究”(可以翻译为“对人类及其环境的见证物的征集、保护、交流，特别是展出的研究”)，之后法语定义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征集、保护、研究、展出与传播），以并列的方式表示博物馆各功能之间没有差别。

  就某种程度而言，博物馆定义的结构经历过一次重大的修订，但此事很少提及。早在1946年的博物馆定义就约定，许多未专门称为博物馆的机构也应属于博物馆范畴，如拥有展览空间的动物园或图书馆。

  从1961年起，这些机构的较为精确的清单得以建立起来，并纳入相关章程。四十多年来，这个清单的增加反映出博物馆界的主要发展。2001年的清单包括九个类别，如科技馆、天文馆、非营利艺术馆等。国际博物馆协会有必要将其成员在章程中做出具体规定，将理事会认为能够为博物馆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的组织纳入其中。

  这个长长的清单已经从章程中删除，只保留定义中的第一部分，即有关界定博物馆功能和特征的语句，而不再继续增加新的类别。

  定义本身(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结构如下：

  这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跟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但自1974年以来没有版本上的根本改动。与1998年英国博物馆协会的定义比较表明，世界各地的选择也不完全一样。“博物馆使人们探索藏品获得启发、学习和娱乐。博物馆是收藏、保护并为社会托管文物和标本供人参观的机构。”该结构首先让人想起“②博物馆受益者”，使用的是比“公众”或“社会”更具象的语言。并从“④博物馆工作的对象”(在这里，“藏品”这个术语抽象度也较低)提出“⑥受益人的行为”。然后提到“③博物馆的功能”(三个，而不是五个)，然后再次提到“④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最后是“①法律特征”。

  总之，两个定义都包含有5类相同信息，英国博物馆协会定义中“受益者②”因“受益人的行为⑥”其地位得到加强。

  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将制度或法律要素(非营利、常设机构)置于句首，是基于技术性处理，这似乎也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的定义的主要目标相一致。但是该定义并不直接针对那些希望了解为何博物馆应由公共部门出资的公众或决策者，而英国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强调观众(人们)，似乎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

  除了这些结构性的不同，词语的选择更是存在非常明显差异。例如，英国博物馆协会用来表示受益者的术语“人们”，与国际博物馆协会所使用的更为抽象的术语“社会和公众”明显不同。2016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研讨会上开展了关于术语的讨论。

  与会者虽然没有直接对定义的结构提出质疑，但指出了当前定义中使用的某些词语已经过时，并且一些必要的词语未包含其中。

  法语定义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欣赏”( delectation，英文译为enjoyment)，遭到一致反对。这一原则自1951年使用，其内涵(引起积极的审美体验)已不足以涵盖现代博物馆的原则及其所带来的多样的情感体验，特别是恐惧体验。有人建议改称为“意义体验”。

  “研究”一词曾被“学习”取代，但又作为理解博物馆工作的基本要素而再度启用。

  其他许多术语也引发了讨论，不过与会者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机构”和“常设”这两个概念似乎与诸如法国生态博物馆或巴西纪念碑之类的机构不相符。

  “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被认为是模棱两可的，有人建议用“遗产”取而代之。

  最后，“教育”一词也引起了广泛讨论，一些与会者希望澄清概念(通过诠释进行教育——法语中使用“调解”一词)。

  总体而言，四十多年来，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核心从始至终保持不变，其展示的世界已跟不上时代步伐，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现实有所脱节。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已经深刻地改变，市场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世界的非殖民化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未来，也印证了阿道戴维( Adotevi )的观点，即通过文化可以直接融合。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互联网存储设备，这中间还包括许多网络博物馆和“虚拟博物馆”。

  但最重要的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社会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不平等、可及性、包容性、社会公正和参与等问题在当代博物馆体系中似乎越来越成为根本性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太过模糊，因此许多学者或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希望在定义中突出可及性与包容性。

  但是，有些元素只是带有时尚效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定义中加入这些不同的元素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应该提到虚拟性、包容性和其他新价值等问题？

  然而是不是真的从全球的视角来定义博物馆值得商榷。例如，考虑到某方面，特别是遗产领域的发展，对定义作了一定的调整。因此，增加了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以体现遗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中的变化。

  尽管如此，这种进步仍然不能完全反映定义与遗产关系的转变，也不能完全反映定义与全世界博物馆藏品的关系。例如，在日本，没有藏品的博物馆概念似乎也并非格格不入。我们是不是需要注意这一点，并将藏品作为博物馆的次要特征？因为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转变导致了这种变化。从这个方面来看，鉴于亚洲经济体系呈指数级增长，未来几年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将怎么样影响博物馆的思维呢？

  无论是从经典形式还是从起源来看，博物馆是西方思想的产物。虽然博物馆的概念已发展了数百年——可以参照希腊缪斯神庙，但它仍然受到特定客体关系的制约，本质上通过自然与文化的见证物联系起来。道教、佛教、儒家所认为的客体关系是否与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认识有很大差异?新兴的超级大国(中国、印度、南非等)的出现是否会影响未来几年的世界普遍观念，进而影响博物馆的概念？

  这样的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国际博物馆协会总部设在巴黎，其成员绝大多数（超过80%）是欧洲人。重要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愿景要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其代表或者未代表的世界。

  这种开放的意愿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世界上的博物馆仍然分布不均，大多分布在在西半球(85%以上的博物馆)。如果博物馆果真是一个都会存在的机构，它是否会在地球上均匀地分布?除非有一天博物馆真的有这种转变，给全球所有居民带来同样的好处，否则是很难来想象的。

  另一方面，能预见其分布会持续变化，从而与现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也会持续改变，也能预见其他文化会影响博物馆的改变。

  本文力图了解和讨论世界几个地区的博物馆定义，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并非要给出博物馆真正全球视野的客观评价，而是试图通过这一些讨论提出世界不一样的地区博物馆定义的差异，包括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文等。

  可以预见，这些讨论的结果可能有助于国际博物馆协会通过由杰特·桑达尔主持的对博物馆的重新定义。不管怎样，这都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寻求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内实现反思的一个实例。

  本文已获得《博物院》杂志授权，改编自《博物馆定义的目标和问题》，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7年第6期（总第6期）。作者：弗朗索瓦·迈赫斯，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主席 。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