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特·桑达尔（Jette Sandahl）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和丹麦妇女博物馆的创始人及馆长。她曾任新西兰蒂帕帕国家博物馆主管、丹麦国家博物馆展览和公共项目负责人，最近还出任哥本哈根博物馆馆长。她参加过盖蒂博物馆管理协会，并在国家和国际博物馆领域被选出担任过许多职务。目前，她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委员会以及欧洲博物馆论坛的相关工作。她在广义的博物馆领域里出版、发表过许多作品。
博物馆在全球各地显著增加，且得到非常明显发展。当前的社会趋势与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冲击、发展和影响了博物馆及博物馆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可能性，博物馆需要对“博物馆被认为是什么”这个由来已久的已知版本加以延伸，改变方向，重新修改。如果“持久性”的概念在博物馆定义里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应该和藏品本身的生命，而不是和它们周围一直在变化的特殊的机构或组织形式有所关联。
社会变迁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很不平衡。但不管怎样，重要的全球调查和分析预测似乎表明，在当今世界和不久的将来所要面对的一些紧迫问题和重大事件，却是全世界都要共同分担的。这样一些问题包括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不平等、经济机会匮乏、移民、歧视、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以及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其中一些属于地域差异，而另一些属于人口结构变化。
注意到类似这样的社会趋势，不但能为各部门，为像国际博协这样的组织，还能为博物馆个体提供有利工具，帮助它们确定方向，制订计划，来解决潜在相关性的问题。
参加MDPP圆桌会议的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所关注的问题与那些全球调查受访者所关注的极为相似。他们还发现，这样一些问题向博物馆发起了一些挑战，挑战强调了开发更为包容的方法来开放社区的投入与参与，以及设法应对不平等与人权、全球化与移民、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主题的重要性。
新博物馆、专业博物馆和类似博物馆的项目被专门创建，去处理一些颇有争议的种族、人权、性别、可持续性，甚至是未来的问题，以响应所表达的社会、政府和社区的需求。然而，这些核心问题与主导传统主流博物馆的研究、收藏、展览和活动的主题之间却仍有差距。
诸如物种灭绝和耕地永久消失的问题、基于类别的预期寿命的不平等问题，还有数百万人因冲突和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问题，每一年都会显著增加。因此，对博物馆来说，声称对社会的迫切问题保持中立，就会被慢慢的变多的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视为放弃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并不是一个“是”或者“不是”的问题，而是一个博物馆反映或代表哪种价值观和哪种世界观，以及博物馆在承认这些观点时应保持怎样的透明度的问题。
虽然在世界上明显有一些地方，在那里要积极应对有争议的问题对博物馆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是在世界的另外的地方，过于坦率所带来的危险，应该由它们的社区和它们的资助机构，针对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博物馆的危险来进行判断和衡量。
切断联系、犹豫不决和沉默寡言，博物馆借助这些来躲避社会冲突、有争议的内容和当代困境，即使这些与它们要确定的主题紧密关联，而这些似乎都植根于认识论的传统，来源于博物馆在其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历史地位。
从直观上看，“博物馆”一词在纷繁复杂之中，通过藏品及其承载的信息，向那些观看、思考并与其有联系的人们传递情感、记忆和知识的物品的稳定的核心概念，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但是人们并没有怎么认真剖析或苦苦思索博物馆定义背后的，隐藏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里的科学、社会和政治根源。
最早的私人珍奇馆和珍宝阁是通过发展和巩固西方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从它的逻辑上看，博物馆展示了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是如何整理它们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背后原理的实物证据。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把文化与自然、艺术与文化、艺术与民族志、历史与科技还有艺术分离开来，博物馆逐渐发展成大型博物馆里的相互独立的部门，在19世纪后期又形成了许多新的、单一学科的博物馆。
由于所谓科学革命和干涉主义自然哲学带来的不利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后果在21世纪慢慢的变明显，因此20世纪博物馆定义里“人类及人类环境”在语言上的不确定特点——“为社会及其发展”也是如此——也同样显而易见。
在当前的博物馆定义里，人类是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相分离的，且地位由此得以提升，而自然则相应地降低成人类环境的一部分，这就没有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有价值藏品的概念或重要性留有一席之地。相反，文化历史藏品脱离了相对于自然的责任。这样，博物馆定义就没提供任何道德的或知识性的引导或支持来帮助博物馆设法解决当前人类在与大自然的分离关系中所面临的多方面的危机，并帮助博物馆用专家级水平对可持续性提供批判性的研究，而这样才可以使藏品真正体现它们的价值。
新博物馆学，特别是在美洲、太平洋地区，还有现在的非洲大陆，经常在强势的本土化的驱使下，发展交叉学科、跨学科和多学科，以及历史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并乐意接受在万事万物最基本的连接性和关联性的框架里理解和解释物件及藏品反映的世界观、宇宙论和认识论。在博物馆面对21世纪的复杂形势，要重新思考它们在单一学科的方法和途径里所受到的限制时，这些范例就为博物馆提供了有力的备选方案。
通常，在一些不具代表性观点和经历的人的压力下，博物馆才开始慢慢地认识到，工作人员的结构会对博物馆所能创造的这类知识和观点，以及它是否能成功应对其社区里不同的，而且经常是矛盾的性别、阶级、民族或种族观点产生一定的影响。20世纪的一大转变是对解释博物馆文化和物品的基本设置的需求和权利加以认可，尤其是在有着强势的本土化声音的国家。
纵观博物馆历史，它们的独特品质和本质特点在于把功能和规模统一起来。这些功能和规模在很多时候会在机构设置中被划分开来——也会把物证和物质文化的思想、实物设计的理念、以公众为主的科学知识产品、能传递信息的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博物馆基本的和内在的教育及社会目的通过博物馆的历史被很好地记录下来。当藏品实现了从个人爱好向公立博物馆的飞跃之后，记录藏品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博物馆的目的之一。
在对博物馆的基本定义进行重新评估、对各部分进行重组的时候，绝不能忽略或放弃博物馆定义里“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这些能反映博物馆多元化功能的基本统一性和互联性的词语——即使形容这些功能和围绕功能这一主题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更新。
功能和它们的统一整体对博物馆领域和博物馆定义来说都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
但是，对文化参与的期望在21世纪深入人心并传播发展，此时博物馆的这些基本功能该怎么样与公众、与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建立一种更为紧密、更负责任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新的挑战。
21世纪的全球地理政治学环境、冲突与平衡和把博物馆作为范式和制度模式组建起来的那几个世纪是截然不同的，和国际博协研究出博物馆定义的20世纪也大不一样。
作为机构存在的博物馆，是在对知识和新科学范式坚定追求的交叉口，通过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扩张、对非洲人群的奴役，以及在欧洲内部的宗教迫害和驱逐中所使用的极端暴力中形成的。它们还处在一个范式中，并且在这个范式所处的时期得到了发展。这是一个通过所有权来界定权利的范式，这样就可以在全球和地方的层面上拒绝接受全人类中的庞大人口，并把他们排除在公民权利之外。
当前的博物馆定义里没有提及任何有关权力与财富的殖民遗产或其他遗产，而这一直都是西方博物馆藏品的构成原则。西方博物馆的人种志藏品受文明等级高低和（种族）优劣的概念影响，国家藏品受财产和财富、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级的影响。
这样，博物馆定义又留下了一个道德真空，因为一直以来，欧洲博物馆所积累的其他大陆文化遗产的合法性在当代地理政治学的环境中遭到了众多质问，而且不论是在遣返、藏品的再脉络化、研发合作咨询方式的过程，还是在保证工作人员的多样性以及管理方法方面，各大洲的博物馆都参与了令人担忧的，政治、智力和情感的去殖民化过程。
对博物馆、纪念碑和遗址延续权力传统的做法进行批判和抗议，这并非是试图重写历史，而是当今时代需要对历史性的错误加以纠正。
博物馆定义里权力与财富不对称性的主题化缺失没有给博物馆留下一个道德框架，而在这个框架里能探索并拓展博物馆的独特潜能以及责任——这与当前大规模人口迁移造成的社会问题有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专业组织，当前，国际博协经常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提供能确定、包含和提供指导的参考，从广义而言，使“去殖民化”成为相互共同的需求和承诺。
同样，博物馆定义还需要认识到一般性的国家和地方的特权与不平等问题，因为这样一些问题会对大多数或所有的国家和文化造成破坏。此外，定义还需要对非传统模式的新博物馆范式保持敏感和开放的态度。
博物馆尝试着，一些博物馆甚至还宣称它们会尽全力，把资源用来满足它们所服务的人们的需要。但是，即使是最基本的受众研究也会显示出不平衡的博物馆受众模式，这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最不明显，而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则最明显。相比其他受众群体，博物馆远远更倾向于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受众服务。而这就未能触及在博物馆背后，在第一先考虑主题、方法、内容时，或在招聘和管理中表现出的特权问题。
甚至在那些法律、广大政治意愿和公众资金都对博物馆表示支持的国家，博物馆观众的高数据还是被放在这种对特权有倾向性，以及没能为所有人提供真正平等机会的视角下对待的。认真恪守平等享有文化权利的承诺，跨越权力和特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障碍，消除分离感，这些都需要更加多的说明，而不单单是当前定义所表示的“向公众开放”。它需要与不同构成要素的不一样的需求进行主动接触，并对此做出积极反应。
在词语最广泛的意义里，个人或集体有一定的概率会参与他们自己生活的规划、引导和管理。民主是一个希望、志向和奋斗的概念，不可能结束，也不可能得以完全实现。
民主的历史和进程一直是通过它们排斥什么、排斥谁，还有它们包含什么、包含谁来界定的。19世纪和20世纪在阶级、性别和种族方面所经历的激烈和成功的斗争增加了能被授予选举权和能被纳入社会治理进程的人数。21世纪，民主在所包含的内容上又有了明显和重要的扩展——哪些生活领域会被认为是政治领域的一部分，并被包含在共享的公共决策里。
正式的代议制民主得到了慢慢的变多非正式的本地化进程的补充，进而去影响和管理社区、工作、教育领域，以及城市发展与规划中的日常生活品质。同样，在博物馆，对影响力、参与和直接参与的期望也在构成要素中与日俱增。当前博物馆定义里，分配给“公众”的“教育、研究和欣赏”想要融入至今都还为博物馆自身所保留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这些主动动词中。
学习逐渐被理解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自我指导和自我选择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数字技术也有助于发现、发展和建构知识。公众对参与合作过程和共同创造的期望，开始从展览、教育和活动这些传统的公共场景背后，扩大到场馆工作区的收集、记录和总政策制定的功能上。既想成为一个专业机构，又想成为一个社区平台，在这两者之间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紧张关系中，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在通过拓展它们的领域和方法，尝试着去包含和支持公众参与的新范式。
博物馆定义需要用一种参与的概念语言，接受这些向互利互惠、交流、平等伙伴关系、外展和内展、合作、协作、共同责任、共同目的和集体权威的关系框架的范式转变。
民主——如果这个词或概念在21世纪会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从理论上讲，不但是赋予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而且是对不同意见和不同看法进行和平谈判与调解的过程。20世纪的最后25年出现了新一代博物馆，它们把自己定义为任何不同的声音都能发声、陌生人都能安全互动的地方。
在MDPP的圆桌会议上，博物馆的民主功能和目的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正如他们所说，在越来越两极分化的世界里，要把博物馆建成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化观点的地方，就需要加强社区参与，增加让所有市民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
尽管能超越博物馆与其构成要素、社区或受众之间二元对立模式的语言并非随手可得，但是未来的博物馆定义必须也必定要明确、反映并支持这些广大的民主目的，使之成为博物馆、它们的目的与功能，以及它们的行业和管理的总体框架。
